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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被害人程序性权利保障不足及原因分析 　　摘要：从法律规定上看，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较为广泛的程序性权利。但是，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诉权、诉讼参与权等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仍然存在着很大不足，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和诉讼构造限制了对被害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 　　关键词：被害人；程序性权利；保障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既享有当事人的实体性权利，也享有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程序性权利主要有：报案、控告权，对不立案决定的监督权，自诉权，回避申请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获知有关诉讼信息和资料的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参与诉讼过程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抗诉请求权等。尽管从法律规定上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较为广泛的程序性权利，但是，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仍然存在着很大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知情权缺乏有效保障 　　“知情权并不是一项一般性的子权利，而是其他权利得以正确行使的先决性权利”。 被害人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而这些权利的行使大多都是以被害人享有知情权为前提的。由此可见知情权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享有的知情权过于有限。比如，在立案阶段，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原因通知控告人。”虽然被害人据此对于公安司法机关不立案的决定能够知道，但是由于法律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并未规定需要告知被害人，这就导致被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是否立案、立案的时间是不清楚的；在侦查阶段，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1条、高检《规则》第241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但除此之外，侦查机关就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行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第40条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受理移送起诉案件后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告知义务，但对具体应当怎样告知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另外，对于案件审查的情况等实质性的内容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告知被害人；在执行阶段，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罪犯可以予以减刑和假释。减刑和假释是对法定的刑罚变更执行的制度，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应当有权知悉减刑、假释的裁定，但从目前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减刑和假释的裁定根本不需要通知被害人。 　　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一是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自诉权的行使难以得到保障。对公诉转自诉案件，也即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了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但是，从法理上看，公诉转自诉的设置，实际上是将一部分公诉案件的起诉权分割给适用不起诉决定的受害人，这不符合现代诉讼法理论，从理论上讲是对公诉权的否定。从实践上看，由于被害人取证能力欠缺，要使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刑事诉讼中采用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仅凭被害人个人的力量很难达到的。所以，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的规定，看似是赋予了被害人自诉权，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但实际上被害人很难据此规定去行使诉权。 　　二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上诉权存在缺失。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刑诉法只是规定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是否抗诉则由检察院决定。可见，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只有抗诉请求权，如果检察院认为不符合抗诉条件不抗诉，被害人对判决结果将毫无办法。而被告人则拥有完整而独立的上诉权，只要对判决和裁定不服就可以提起上诉，启动二审程序，且其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与被告人同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在启动二审程序时的权利是完全不对等的，这对于被害人来说不是很公平。更重要的是，这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尽管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被害人去追诉犯罪，但其更多的是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的个人利益。而且检察机关只有在裁判确有错误和其他法定理由时，才去提起抗诉，单纯由被害人申请引起的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极为少见。 　　三、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权利，是保障当事人实体性权利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