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教育家陈鹤琴.docVIP

“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的教育家陈鹤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随着战火的蔓延，百万难民从闸北、浦东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及南市安全区，在南京路、霞飞路等昔日繁华地区，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容枯槁的妇孺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蜷曲在路边或沿街乞讨。外白渡桥上挤满逃难的人流；徐家汇慈云桥畔，难民们躺在地上，向不远处法租界的铁栅内投去渴望的目光。无家可归、无处存身的人们坐在人行道上、躺在商店的橱窗前面，他们的身边堆满大包小包的行李、皮箱，有的难民的全部家当只剩下一个布包或一条草席，他们面临的是饥饿、寒冷和疾病（刊载于《立报》1937年10月）。有记载，1937年10月初，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人，涌入租界的最高峰时达70万人次。在70年前的那个闷热夏天里，在隆隆作响的爆炸声中，曾发生过一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救助运动。 　　本文主人公陈鹤琴先生是这场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运动的主角之一，他的热情、他的精神和他所作出的贡献被记载于史册。 　　 　　社会大救助 　　 　　随着大量难民涌入，数以百计的难民收容所、救济所布满了上海市区各处，在“节约救难”口号下，各种形式的募捐、义演、义卖、义赛等活动广泛开展。人们将救助难民作为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他们将难民救济作为阵地，成为难民救助推动力量。他们派出干部深入难民收容所，把工作做到社会的各方面，他们的影响无处不在。 　　由黄涵之、赵朴初等人主持的“慈联会”和仁济堂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慈善团体之一。“慈联会”（全名为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是国民党社会局和民间机构共同成立的慈善团体；仁济堂是有200多年历史的慈善机构，也是上海慈善团体的联合办公地点。“慈联会”的主要工作通过仁济堂开展。黄涵之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在慈善界很有号召力，他的助手、年轻的居士赵朴初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不仅造诣深厚，人也富于热忱，在沪上十分知名。8月14日下午，“大世界”发生爆炸，“慈联会”的工作人员吓得四下逃散，身为“慈联会”负责人之一的市府社会局长潘公展不知去向。赵朴初等出门一看，已有近千名难民拥在仁济堂门口，哭声响成一片，境遇十分悲惨。此时天色已晚，赵朴初和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会小旗对难民说：“跟我们走！”在苍凉的晚风中，他们带领难民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向北行进，先后在宁波同乡会和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共舞台等十多个地方将难民安顿下来。赵朴初等人的这一义举一度被传为佳话。有记载说，当时由“慈联会”和仁济堂建立的难民收容所先后有几十处。 　　法租界的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也是难民救助的积极参与者，他身兼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主席。他对中国怀有很深感情，在“一?二八”事变中，他曾为抢救中国伤兵被打断一只手。他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人道的战士”，他与英国人M.N.杜德先生一起，为难民救助争取了很多国际援助。 　　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由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中国职员组成。“八一三”后，这些平日里西服革履的“高级华人”成立了募捐总队，奚玉书为募捐总队长，陈鹤琴为副总队长。他们连日奔波，救济难民和救济伤兵。“工华”还成立了难童教育委员会，由陈选善任主席。 　　成千上万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难民，由于栖身在外和文化程度低，不少人是文盲；许多年轻难民整日躺在难民营内，无事可干，依赖救助，情绪低落。怎样使他们成为社会一员和民族事业的有用之才，开展难民教育成为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此时，国军已经西撤，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人。 　　他就是时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的教育家陈鹤琴。 　　 　　难民教育 　　 　　在陈鹤琴发表的一篇介绍难民教育情况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937年11月，国际红十字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从事上海的难民教育，陈鹤琴先后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国际救济协会教育组负责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捧丹（韦悫）、陈望道、陆高谊；总干事由赵朴初兼任。委员会与慈联会救济难民委员会并列，统筹慈联会所属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由赵朴初介绍，朱启銮和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五人担任委员会干事。陈鹤琴提出聘请他们为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义务视察，使他们能够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朱启銮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团书记，杨昌镛、周克等人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赵朴初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