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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中过劳问题及其应对 　　2005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在北京1218名调查样本中每天工作不足8小时的人占34.4%，而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人占65.6%。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已经超过20%。同年上海市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上海市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我国劳动法规定不超过44小时）。2006年《韩国经济》有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 　　目前我国出现部分劳动者的工作超时化、过劳甚至过劳死低龄化，不止是白领和知识分子，可以说当前过劳人群已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劳动者身上。过劳甚至过劳死已成为威胁我国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杀手锏。早逝是家庭的不幸，更是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产生过劳的原因 　　 　　关于过劳死的概念至今仍有争议，简单的解释就是长期超过劳动强度而导致的慢性过度疲劳甚至致死。其特点在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筋疲力尽，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继而出现致命的症状，甚至救治不及而丧命。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劳死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 　　目前我国产生过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从社会转型层面上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改变，这些都要求人们必须尽快地适应现实生活。特别是，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期经济变革引起社会制度某些领域的“失范”问题，必然导致包括过劳死现象在内的各种不利、负面情况加剧。而中青年人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位置，受这些问题的影响会更多。 　　2.从企业及工作单位层面上来看。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企业经营者面临着提高效益、开拓市场的压力，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一部分企业过于关注经营效益，强调激励、激励、再激励，而忽视劳动安全和保护（国内关于激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关于劳动安全和保护的研究相比而言实在单薄）。企业文化理念倾向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不太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和人际环境，使员工的压力难以得到及时的舒解。此外，工作的环境、角色的特征、人际关系等也都会对劳动者的工作起着重要的影响。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谐的员工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工作压力，而恶劣的工作环境、紧张的员工关系则会大大增加工作中的压力。 　　3.从个人及家庭层面上来看。首先，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员工面临着失业的压力不得不拼命工作，同时还要不断充电学习以免掉队遭淘汰。特别在当今社会流动机制还不通畅的情况下，员工为保住得来不易的饭碗，对于企业的加班、工作压力只好忍辱负重。其次，员工大都肩负着沉重的养家糊口的压力，住房、子女教育、疾病医疗、老人赡养等在当今社会对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能够增加收入，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往往透支自己。最后，员工还要自我实现，面对职业生涯的这种“金字塔”，员工唯有不懈地艰苦努力才有可能获得升迁，如果员工个人不能正确认识和看待升迁，也必然会在无形中加大其个人的工作、生活压力，导致过劳。 　　 　　二、目前我国对过劳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国际比较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不在其中。也就是说，在我国现有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只有“工伤”的概念，如《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但众所周知，过劳死的死因在医学上很难就其是否是一次超时劳动所导致来做出判断。 　　过劳并非是我们国家的独有现象，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劳问题，但许多国家对于过劳问题有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规避和保护。最典型的将过劳列入工伤范畴的是日本，1994年日本劳动省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被写进了日本法律，并不断得到完善，死者家属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对过劳死的相关法规做出了修改。比如，在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考察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一旦被认定为过劳死，其死亡职工遗属会获得高额赔偿。 　　 　　三、构建和谐社会中过劳问题的解决思路 　　 　　我们认为，只要社会、组织和个人都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真正树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让工作变得更安全、更健康、更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