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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第四卷?
??????????????????????????????????????? --黄霖 袁世硕 孙静主编
第七编 明代文学
绪论
明代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368)开国,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自缢,前后共计277年。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曲折、有突进,呈现了一种波浪形的态势。这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馀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1522~1566)以后,文学变革犹如狂飚突至,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从明中叶到清代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段。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游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为代表,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景象。但文学发展的这种势头很快就遭到了阻扼和摧残。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各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也都充分地显示了文学正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这场变革的标志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陆续写定和问世,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戏曲方面,从以《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为代表的三大传奇问世,传奇体制的定型和昆腔的改革,到汤显祖写出“临川四梦”,戏曲创作被推向了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诗文方面,继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弘治年间(1488~1505)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之后,不论是唐家派、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竟陵派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学的变革作出了努力。其他如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等,都明显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明末天启、崇祯(1621~1644)年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总的说来,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从内在精神到审美形式,都鲜明而强烈地打上了这种转变的色彩。○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市民的壮大 新的读者群的形成 新的内容与新的形象 审美趣味的转变 文学的商业化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受到了一些挫折。朱元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商势力,影响了城市的繁荣,连“素号繁华”的苏州,一时间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寓圃杂记》卷五)。然而,明初的经济整顿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路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着条件。与此同时,明初的统治者也实行了若干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等;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如苏州到了嘉靖年间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志》)。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产品对于市场的依附;而农业生产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旋涡;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使用,促使商品交换频繁。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杭州、苏州、广州、武汉、芜湖等都市,商贾辐辅,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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