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帮习性”的法律困境与解脱思路.docVIP

行帮习性”的法律困境与解脱思路 【 】“行帮习性”是以“血缘”、“亲缘”、“地 缘”等为基础的、左右国家正式组织中潜规则运行的 群体行为习惯，主要体现为“非理性支持”。面对“行 帮习性”，我们的法制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摆脱 “行帮习性”必须厉行法治，推行宪政，真正落实公 民的宪法权利。这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行帮习性”是以“血缘”、“亲缘”、“地缘”等 为基础的、左右国家正式组织中潜规则运行的群体行 为习惯。国家正式组织中“行帮习性”的存在，往往 给正常的组织运行带来了诸多困扰。解脱“行帮习性” 困扰的方法可以有多种，但都离不开宪政、法治。 由于“行帮习性”存在于社会组织当中，它就必 然是以特定的组织制度为生存基础。刘祖云先生在《从 传统到现代__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曾就现代 “科层制”和传统“家长制”二元并存局面作了深入 地分析.?一、科层制是一种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其特 点是“非人格化工作关系”和“情感中立”；二、传统 的组织制度是“家长制”的，是“情感涉入”的，是 依赖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维系的；三、作为共和 制度的现代国家，显然科层制是有它进步意义的。而 “家长制”是传统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此， 由于“显规则”的不健全，才造成“潜规则”的盛行， 而且是“实际发挥作用的”规则。我们所探讨的“行 帮习性”就是以家长制的组织制度为生存基础、以情 感涉入为媒介的。 面对“行帮习性”的法律困境 面对着一种历史积淀深厚、又实际发挥作用的潜 规则，法治的无奈令人扼腕，这种无奈表现在三个方 面。 宪法性规定的窘迫。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 的探讨。笔者认为，最少有这样两处，形成了适宜“行 帮习性”生存的环境：一是《宪法》坚持了 “绝对国 家”的价值取向，即现行宪法中，过多地体现了国家 的“积极义务”缺乏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 与平衡。当公民的安全感无法从国家权力中获得保障， 又没有对抗行政权力的手段时，他们只能从生存法则 出发，转而献媚政府权力、腐蚀政府权力或结成同盟， 从而为自己争得更优越的生存机会和特权。这种缺乏 安全感的状况就为“行帮习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二是《宪法》的文本化和宣言性地位使然。自新 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历经数次修订，产生过四部 宪法，这在世界宪法史上是罕见的。之所以可以如此 频繁的修订，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中国宪法中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 中国的宪法既没有司法化的程序性规定，也没有专门 的宪法诉讼受理机构。 宪法尚不具备直接保护公民权的功能，因此宪法 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 宪法救济可以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 本权利具有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 法化是公民权利的终极关怀。因此，由于宪法的文本 化状态，便会形成宪法中已列举的公民权利有一部分 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对于宪法中没列举的权利， 当事人无法通过宪法解释或宪法诉讼予以实现。在这 种情况下，公民寻求“潜规则”的解决方式，似乎也 在情理之中。而“潜规则”的运行自然离不开“行帮 习性”。 一般法的困惑。一是部门法的无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简称《公务员法》）应该是规范国家 正式组织的最直接的法律之一。但其中有关任职回避 和公务回避的规定，都不能对“行帮习性”有所限制。 首先，《公务员法》只限制亲属关系，对“行帮习性 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包括地缘、业缘等，没有 任何制约作用；其次，《公务员法》只限定“同一机关” 内的亲属回避，对《红楼梦》中“护身符”式的关系 网是无可奈何的。二是执法、司法的无为。作为大陆 法系国家，其执法、司法都是以制定法为依据。一方 面大部分法律规定细密，执法、司法若怠于行使职权 只要照搬条文即可，内里的可回旋余地，自有人了然 于胸；另一方面，中国的职级制度虽等级森严，却规 制疏松。既缺少严格的回避制度、机制，又没有周密 的任、离职财产审核，以及擢用、解职立法和公平的 竞聘、竞选等程序性规定。更重要的是，缺乏透明的 舆论监督体系。大多数情况下，由“行帮习性”带来 的不平等、黑幕、潜规则，都演变成了浩浩荡荡却又 渺无希望的信访。 法律意识的缺失。由于中国封建意识数千年的影 响，加之中国历史上教育的贵族化、法律制度的工具 化，正义理念、法律意识普遍缺乏，而现行制度本身 又有强化国家权利、忽视公民权利的自为反应。所以， 政府虽多次实施普法教育，除经济权利方面稍有起色 外，公民真正的法治理念、意识尚未形成。 “行帮习性”之所以至今还有其生存的空间，当 然与我们现行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确实存在 着“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效应和“锁定”状态。 但公民法律意识的缺失应该是目前这种状况存在的最 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