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化市场的理体制 .docVIP

明朝文化市场的管理体制 　　一、积极引导文化经营方向和消费方向 　　洪武元年，朱元璋就下令免去书籍税。[1]税费的免除，表明了明统治者对图书业的重视和扶持，这极大地刺激了图书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此外，明统治者还多次下令收购天下遗书善本，如明成祖时文渊阁的藏书量大大超过了以前，这与明成祖对书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2]仁宗、宣宗时，文渊阁藏书有增无减，“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3] 　　明统治者对图书的重视和扶持，直接导引了整个社会的藏书、刻书风气，明人上下都以藏书为贵、刻书为荣，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然而，在保护和扶持图书业的同时，明统治者对图书的出版内容也作了限定。凡是不利于维护统治或有背于封建道德伦理的书籍，一律禁止刻印和出售。 　　首先是禁止天文图谶、妖言异说类书籍。洪武六年(1374年)，明政府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谶、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杖一百；若私习天文者，罪亦如之，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4]成化十年(1474年)，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议下，明宪宗同意“备录其妖书名目榜示天下”，“传司者必有刑诛”。[5]其次是禁一些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下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来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6] 　　此外，明代还禁与程朱理学相佐的异端邪说之书。如小说《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明统治者认为这类小说“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并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7]最为突出的是禁李贽的著说《藏书》、《焚书》等，这些书籍因批判程朱理学而为当权者所忌，“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8] 　　李贽最终在狱中自杀。另外，明统治者对当时的文化娱乐业也作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治化和维护统治政权。洪武四年六月，明太祖在观看乐人演出之时便对身边的侍臣说道：“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堯淫亵之乐悉屏去之。”[9]在明太祖看来，这些“淫词艳曲”，在一定程度上会蛊惑人心、破坏社会风气，有背儒家思想，因此坚决禁止此类曲目的上演。明人何良俊也讲到当时：“禁止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10]除淫词艳曲有伤风化的曲目禁止上演外，对于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11] 　　明统治者认为扮历代帝王后妃等有损皇权的威严，因此严厉禁之。而对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曲目明统治者则大力倡导。如高则诚的《琵琶记》，该曲目因宣扬封建伦理中的忠孝节义而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和赞扬：“《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则诚《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并“日令优人进演。”[12] 　　除上述内容外，明统治者对文武大臣等的文化消费行为也作了相关说明。明政府在“京师聚宝门外，建官妓馆六楼”，允许官宦们朝退之后饮酒于群楼。不过官宦们在妓馆仅限于饮酒听曲，绝不准“挟娼饮宿”，否则“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13]同时规定：“凡武臣子弟，嗜酒博弈，及歌唱词曲，不事武艺，或为市赐与民争利者，皆坐以罪，其袭职依前比试不中者，与其父并发边境守御，不与俸。”[14]明廷通过这些规定使得官员们的娱乐行为有了一定的节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了社会文化消费。 　　二、重视文化市场的商税征收 　　明代文化市场相当地繁荣，各大繁华都市“华区锦肆，鳞次毕集”，其经营形式既有固定的商肆，如书肆、画店、揭裱书画页店、笔铺、扇铺、纸店、古董店，及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如茶肆、酒楼及青楼等；又有集市性的摊位交易，如北京的灯市和城隍庙市，南京的上元集市、杭州的香市等；还有流动性的商贩，如李日华居住浙江嘉兴的乡镇，他在《味水轩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上门兜售古玩、书籍的游贾。[16]面对日益发展繁荣起来的文化市场及其带来的巨厚商业利润，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加强了对文化市场的税收管理。 　　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