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秦汉那以降的传统哲学.pptVIP

第四讲 秦汉以降的中国 传统哲学 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反映着时代精神，因此一定时代的哲学总会给该民族的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先秦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汉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传统哲学也处于不断流变之中。 第一节 汉代经学 一、经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学是阐述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本义是指丝织物的纵线，引申为书籍的涵义。把重要的书籍或者文章中的提纲部分称作经，以区别于一般书籍和其他部分。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河北枣县广川镇人，早年研究《春秋.公羊传》，做过博士。在《对策三》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熄，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也”。汉武帝采纳了其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公孙弘设立五经博士的建议。至此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经”成为儒家经典的专用名词。汉武帝以通经作为选拨人才的标准。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1、今文经学：今文经是汉代学着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记录，大都没有先秦古文书本，而由战国以来的学着口耳相传，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重在阐述《六经》中包含的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主张天人感应说，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这种研究方法中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是一种“六经注我”的注经方法。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并吸收阴阳家的五行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的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自然的变化和社会的兴衰都是天的意志决定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人是天的副本，是宇宙的缩影，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所谓的“三纲五常”，并且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圣化宇宙的基本法则。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汉武帝之后，讲究阴阳灾异的迷信色彩越加浓厚。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是一部把儒家经学与谶纬迷信揉和解释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的封建法典。 2、古文经是战国时期用秦以前的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研究古文经的称作古文经学。古文经学重在考究史实，重视《周礼》、《左传》，因而向阐述古制，研究古文字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比较古朴的学风。郑玄是一个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大师。 第二节 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它以援道入儒、以道解儒的方式实现了儒道合流，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新的一页。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形成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拓展期；以元康、郭象为代表的成熟期。玄学主要围绕名教与自然、有无、言意等论题展开形而上学的诉求，使中国传统哲学具有较高的思辨水平。 一、玄学的兴起 玄学之玄出自老子，《老子》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有《老子》、《庄子》、《周易》，合称为“三玄”。 玄学的产生首先是因为名教的危机。儒家经学的谶纬化发展难以为统治者服务，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第二是政治上的混乱，士人避谈政治，因此崇尚玄学的清谈，逃避现实。第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积淀。 二、名教与自然 玄学的兴起是为了挽救名教的危机。 1、名教本于自然：王弼是第一个明确从本体论上为名教寻找根据的思想家。他认为名教的危机是由于只重视形式的缘故，所以要崇尚仁义，抓住根本。王弼把道和名教的关系，看成是母与子、本与末的关系。 2、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首先公开对名教进行了批判，认为名教并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当权者为控制人心“造立”出来的，是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就是要抛开俗世的干扰，而达心灵清静。 3、名教即自然：郭象名教即自然，就是要融合儒道，达到外在功名与内在精神的合一。他认为，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都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社会规范和人的本性之间不存在截然的鸿沟。在现实世界里，只要人们能够“各按其性”，按照名教的规范行事，就能各尽其性，获得精神的自由。 三、有无之辨 1、贵无论：何晏、王弼。王弼将无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体，“道”即是对“无”的称谓，“道”是万物遵循的原理与法则，道的“寂然无体，不可谓象”即是无，以道称无，无的本体意义得以彰显。无是本，是不可言说的对象，而有是末，是万物的形状。 2、崇有论：裴頠（wei）,河东闻喜人。在有无的关系上，主张“有非生于无”，而是“有自生”。 3、独化论：郭象认为，万物不是由虚无产生的，无不能生有。物各自生而自有。但是万事万物作为有是一个不断变化，“化尽无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