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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化导向审视金融改革的方向分析 　　准入市场化 　　在机构准入方面，中国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恰恰是“小而不能倒”的问题。监管部门要承担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责任，自然对小机构的准入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发展态度。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未来10年，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市场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除了要建立存款保险、投资保障基金，进一步严格机构审慎监管措施外，必须加强对存款者、投资者的教育，使整个社会能适应市场风险。在建立机构市场退出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后，应迅即全面地梳理和修改相关制度，允许国内民营资本有更自由的渠道进入各类金融机构。 　　在金融产品包括创新产品准入方面，监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审批、核准、备案”所分别定义的内容，进行产品准入的监管。不允许监管部门变相或者暗中以各类实施细则的形式，实质性地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金融管理。 　　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应抓紧择机推行如存款利率窄幅浮动等改革方式，同时，通过不断推进理财市场，推动金融部分“脱媒”，加大传统金融业务压力，使利率市场化水到渠成。 　　建设实用的金融市场　 　　市场统一，必然提高效率。采取措施解决长期存在的债券市场多头管理、市场分割等问题不存在任何理论争议，能否统一则取决于金融最高决策者的决断；各地区各类场外交易场所(包括产权交易所)的合并集中，同样不存在任何理论上、技术上的困难，关键是政府要下决心，指令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 　　伴随境内外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应尽快鼓励民间资金与亚洲相关机构合作，组建跨国评级机构，评估亚洲债券，支持亚洲市场的发展。 　　鼓励私募基金可按国家现行法规运作，法规不完善的，可以尽快完善。但不宜出台行政审批性质的“产业基金管理办法”，政府可以出台主要用于约束用纳税人的钱投资私募基金行为的相关办法。 　　继续坚持吸引外资的政策，但重点必须是引进有利于改变我国发展方式和提高竞争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而不是单纯引入资金。在一定时期内，应严格控制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包括商用地产)。 　　对金融市场面向境内交易者的各类制度创新，包括股票发行制度、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原则上是早开放、早主动，早试验、早收益，但对一切涉及放大信用杠杆的金融产品创新，应坚持“以我为主”、“以实践为主”的原则，结合宏观调控需要，通盘考虑。对于打通境内、境外市场通道的各类创新，不能“孤军深入”，必须视国家金融开放战略部署有序实行。　 　　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区启动 　　2012年1月12日，农业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复了全国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这标志着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正式启动实施。农业部将在央行、银监会和保监会三个部门的大力配合之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试验。 　　据了解，试验任务的具体安排是：北京市大兴区等6个试验区承担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任务；上海市闵行区等4个试验区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任务；黑龙江省克山县等6个试验区承担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试验任务；山西省朔州市等4个试验区承担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试验任务；云南省开远市等2个试验区承担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试验任务；贵州省毕节试验区承担创新支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试验任务；安徽龙亢农场承担创新垦地合作发展模式改革试验任务。对于经过批准的试验内容，允许试验区突破现行政策和体制，在经批准的范围内先行先试。 　　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信贷、税收、担保、工商、统计等各项政策的协同。按普惠原则，对于一切从事向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微企业进行信贷支持的各类机构，一律给予政策优惠，以更广泛地动员金融资源。　 　　严格设定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和经营区域。金融监管部门不应以其经营业绩为激励，鼓励这类机构升级、跨区跨经营，也不应轻易鼓励其走全国连锁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同样，对这类机构的投资人及投资比例限制，应尽快放开。 　　金融支持“三农”问题相当程度上存在政策性金融的含义。对此，除了要有各种财税政策优惠外，必须出台限制农村资金回流城市、鼓励城市资金流向农村的明确政策。 　　鼓励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关键是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经营，要真正尊重农民意愿，支持农民创造的各种经营方式，避免一些不应有的政策干扰。在监管上，要“往后退”，切忌照搬国际先进监管经验，将监管沿海发达城市现代商业银行的政策，简单套用到交通不便、信息滞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上。 　　一切涉农金融机构的业务，应享受普惠政策。今后政策性业务可以公开招标，由普通商业银行承担，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须单独到账，分别考核。 　　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