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docVIP

村庄的“弱监护人冬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 以鲁南地区农村实地调查为例 一、景及问题的提出 对于中国大陆村庄政治的研究，历来是海内外学者关 注的问题，并对此已做出了大量论述。在对中国传统农村 社会的研究中，有“双轨政治”（费孝通，1947）, “士绅操 纵”（孔飞力，1990）,〃经纪体制〃（杜赞奇，1995）以及 “皇权一士绅一小农”三层结构（孙立平，1994）等理论。 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即是都建立在国家一社会的分析 框架之上。不管是“士坤社会”，还是“经纪人”，都是强 调地方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他们确 实看到了地方精英是国家权力到达基层社会的媒介，同时 也都倾向于认为地方精英能起到缓冲国家权威和压力、保 护地方民众利益的作用。这些理论无疑都是对中国传统社 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述，笔者在此亦无意挑战前 人的观点，只是认为这种关系着国家、社区利益的重大事 件的发生毕竟只是少数，而地方精英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 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处理上。正如费孝通在＞中指出，社区领 袖不仅有责任“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组织 自卫，管理公款”，以及“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 命令”，更多的工作则是“帮村里的居民写信、念信，以及 代办其它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划算帐，办婚礼”等生活 琐事（费孝通，1986:75）。而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并不 能用上述任何一种理论加以概括。基于此，笔者试图避开 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来透视地方 精英的作用。建国后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新的政治体现的建立并未消除农民的传统意识，反面强 化了他们对权威“监护人”角色的认同。从土地改革到互 助合作再到人民公社会的过程，就是农民逐步失去对生存 资源的控制而归属到“总体性组织”之下的过程。由于公 社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公社组织才能生 存。而公社干部大都是社区的精英分子，使得这种本来由 制度造成的“组织性依附”转变成为农民对地方精英个人 的依附。由于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公社干部甚至比传统社 会的士绅更加强有力地控制着村庄的大小事务。可以说农 民对社区精英的“监护人”认同，在新的土壤中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民正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进入了 新的改革时期。 有学者从国家一社会理论视角出发，认为改革前“总 体性社会”是一个科层体系，任何组织实际都只是国家控 制的工具，并没有独立的权力。而村庄自治以后，国家力 量退出基层社区，地方权力实际重新回到社区精英的手中。尽管王汉生根据精英影响力的来源，将其分为党政精 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王汉生，1 994）,但从王晓毅、 折晓叶等人对超级村庄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办企业 的董事长、经一等所谓的经济精英实际就是村里的党支书、 村长这一类行政干部，而社会精英的影响也同样要通过行 政权力能发生作用。所以，社区精英实际是以所谓的党政 精英为主要力量的。王汉生指出他们实际就是权力精英， 其权力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王汉生，19 94）,即 是指以村支书、村长为首的，包括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 村政治组织成员在内的村一级干部。人们似乎觉得又回到 了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充当中介和社 区保护人的不再是士绅阶层，而是掌握着村庄实权的干部。 但如果从民众的视角出发，村民眼中的“监护人”不但没 有因其权力的扩展而作用有所增强，反面出现了弱化的趋 势。笔者以在鲁南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通过分析当地 城市化过程中干部与村民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民众对社区 精英“监护人”的认同是如何在事实和意识两方面被削弱 的。调查对象简介 的。 调查对象简介 笔者选择的调查地点位于山东首南端的Z市，当地经济 发展较之全省来说相对滞后，是一个正在扩展中的城市， 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为一个城市不断向 外扩展、兼并农村地区的过程，也就是周边农村地区的城 市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过弱现代因素与强大的传统阻碍 因素及其深层而又稳定的社会结构之间，自然正经历着激 烈而又缓慢的相互耦合与相互冲突”（陈勇江，1994）。而 离城市最近的农村地区，由于首当其冲受到这股浪潮的冲 击，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也就更剧烈，因此矛盾也就更突出 一些。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选择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两 个村庄—吉庄和东村一作为调查对象。随着城市建设的扩 展，两村的土地不断征用，到1991年，吉庄土地已全部被 征用，而东村也仅剩下土地103亩（以包括新户在内的全村 总人口基数，人均占地仅3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区政 府才批准允许这两个村民的农民转非农业户口。从转户到 现在，已过去十年。村庄周围都已变成了城市住宅小区和 宽阔的水泥公路。但为该市建设做出过重大牺牲的吉庄和 东村，却似乎被城市遗忘了。进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