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溪：学会面对持续频繁地国际的贸易摩擦 ——完成工业化是所有“化”地基础.docVIP

实用标准文案 精彩文档 学会面对持续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 ——完成工业化是所有“化”的基础 2018年是中国入世的第17个春秋。入世的17年是中国货物贸易迅速扩张的17年，是服务贸易启动迅速增长的17年，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17年。2006年我国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第一制造业（规模）大国，2012年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研发投入大国，中国的综合经济规模开始逼近美国，正在由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和表演表现都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和密集关切。中美目前发生空前规模的贸易摩擦应该说就是这一关注关切的集中反应。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似乎正进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和十字路口，而且这类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具有持续持久性和频繁复杂性，我们必须通过回归WTO、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上善若水以柔克刚和全面完成工业化等策略，学会面对持续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 一、回归WTO：有效解决贸易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美两个大国都是WTO成员，两国最高层可以就贸易问题交换意见、交流看法，中美双方商协会、国际商会之间可以就贸易问题进行交流磋商，但中美双方经济贸易金融等部门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贸易磋商、双边贸易会谈和双边贸易谈判都是有违WTO规定与精神的，都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双边之间达成任何双边贸易协议或谅解或什么备忘录了。 作为WTO成员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问题应由WTO相关机制来讨论处理解决：一是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任何问题，应毫不犹豫地无条件提交到日内瓦WTO货物贸易委员会；二是中美双边服务贸易问题，应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回到WTO服务贸易委员会；三是中美双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回到WTO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委员会(TRIPS)；四是中美双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问题，应回到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TRIMS)；五是中美双边与贸易有关的汇率问题也应回到WTO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委员会；六是如果中美双方或者是加上加拿大三方或者是区域诸方，有意要进行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也必须事先征得WTO区域贸易委员会同意并及时审议通过后备案，方能生效实施；七是至于说双边贸易纠纷摩擦和诉讼，更要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提交到WTO专家调解小组和争端解决委员会(DSB)。假如WTO成员间真是出现了明显不属于WTO管辖的贸易问题，那么一方或者双方也应该提交到WTO总理事会来讨论，商定解决办法。 美方作为WTO的创始成员，而且WTO协议在1994年11月获得国会批准的(1947年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杜鲁门提交了三次都未获得国会批准，所以关贸总协定GATT只能从1948年8月临时适用到1994年12月)，美方是明知故犯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2001年12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入世一揽子协议，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入世后2002年我们出口贸易突然出现井喷式增长(当时汇率1美元为8.87元人民币)，首先在2002年12月引起了日本财务官川盐正十郎和财相黑田东彦的高度关切，认为中国在利用货币低估输出通货紧缩和巨额汇率贴补出口，2003年7月美财长斯诺来京进行中美首次金融汇率磋商，美方不明确提出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利用似乎不归WTO管辖的汇率问题不断施压，直至2005年7月21日我们宣布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整体升值2%，不盯美元改盯13国一揽子货币，再到2006年9月新任财长保尔森访华，全力倡议双方启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签署了所谓的《中美两国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由此引发了长达十年的所谓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小布什政府)和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9年7月至2015年6月奥巴马政府)。2017年7月特朗普政府与我们进行了首次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而今年5月的两次经济对话是属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专门的中美双边贸易磋商。如是后者，那说明美方在拉着中方在公然地绕开WTO，另辟蹊径，为其他WTO成员奋起效尤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只是因为7月6日特朗普不顾及双边达成的六项共识，而一如既往的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升级为贸易战，致使中美贸易摩擦与WTO关系日趋复杂。 不难看出，自中国入世后的2002年以来，美方在顾忌顾虑WTO的同时，一步步用所谓汇率(非贸易)问题为引子，用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城乡均衡发展、可持续增长、能源与环保、反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等区域性、全球性战略和宏观经济问题为掩护，逐步把中国拉入了与美国一道绕开WTO的双边贸易磋商、会谈和谈判，而且在第一轮对话中就缔结了直接属于贸易范畴的促进美国对华出口融资便利协议，以致于第二轮对话的重点就是中美双边贸易热点问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