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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大规模排华潮，大使馆受破坏，多名华侨遇袭等等都显示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最大风险。而苏丹的政治分治最为典型，中国在亚非拉进行了数额巨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领域的投资，苏丹是中国六大石油供应国之一。1996年，中石油收购了苏丹利润最大的石油开采权的40% 的权益，同时苏丹开采的石油约六成售给了中国。苏丹分治导致中国在苏丹的商业利益也被分割，苏丹约80% 的石油位于南部，但用来将石油运往海外的港口却位于北部，这增加了我国对苏丹石油供应的难度。苏丹问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在亚非拉的广泛投资，都将因为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得充满风险。 三 海外投资行业分布不均 据统计2003—2009采掘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我国海外投资中占有绝对地位，从2003年的2.8 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04.7 亿美元，增长幅度近100 倍，2006年租赁服务行业海外投 资 额 为45.2 亿 美 元，占 我 国 海 外 投 资 总 额 的22.85% ，2007、2008、2009投 资 额 不 断 增 加，三 年 所 占 比 重 分 别 为21.16% 、38.96% 和36.21% 。采掘业从2003年的13.8 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133.4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8.66倍。制造业在我国海外投资中的比重变化不大，2006—2009年占我国所有海外投资的比重依次为4.6% 、8.03% 、3.17% 和3.96% 。近几年，信息计算机和服务、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和仓储等行业不断增加，但比重还是不大，有待进一步改善。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对比分析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 一 核心竞争力的缺乏限制了海外投资的水平 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包括直接对外投资与金融投资, 而在直接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核心竞争力的缺乏直接制约了海外投资的水平。中国的国有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 技术优势并不明显, 甚至处于相对落后阶段; 刚刚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处在探索磨合期, 委托代理机制不合理、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等制度问题令其组织管理方面甚至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所能够利用的, 只有规模优势和金融货币优势两种。我国的对外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技术含量极低的行业中, 这正是因为核心竞争力的缺乏, 直接限制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 没有了中国国内的人力成本和制度支持优势, 缺少核心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 只能处于一个简单的资源收购扩张阶段, 无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扩散。 如TCL集团收购阿尔卡特的行动, 尽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其最终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2004年4月, TCL与阿尔卡特组建手机合资公司的有关谅解备忘录签订。根据该备忘录, TCL通讯拥有55%股权, 将是控股合资公司的大股东, 阿尔卡特将向TCL转让其旗下手机业务。为此, TCL通讯投入5500万欧元, 获得了阿尔卡特在手机业务上的全部知识产权及与手机业务相关的交叉知识产权使用许可, 但所有的这些知识产权只限于2G或2. 5G, 并没获得其预期的与3G相关的技术与专利, 同阿尔卡特组建的移动合资企业2004年亏损竟然高达2. 58亿港元, 在预期盈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双方的合作不得不于2005年草草结束。可见,在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试图通过对外投资进行技术、销售渠道的收购行动往往充满了风险和阻碍, 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 急功近利的投资目标加剧了因文化摩擦 国企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由于对目标国的文化、传统、法律等因素并不熟悉, 使其在国内应用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国外的环境, 出现了大量的纠纷。1992年, 首钢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 由于秘鲁工会势力强大, 职工福利要求高, 因此劳资纠纷不断,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 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日常生产。企业产量一直无法提升, 原本计划的1500万吨产量最终只实现了50%左右, 甚至在最初的时候, 由于资金周转困难, 银行贷款居高不下, 为了开工资还要四处筹措资金。从上可以看到,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陷入困境的原因, 表面上看是由于对被投资国的文化、法律、习俗不熟悉, 其实质却显示出国有企业自身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目标, 没有改变自己社会形象的观念, 使得出现劳资纠纷和社会问题后不是得到化解, 而是不断地激化, 最终酿成失败的惨剧。 三 投资时机选择失误 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 往往不注重时机的选择, 对客观经济、政治环境没有详细的评估,投资过程或者过于草率, 或者久拖不决, 而这两者都是造成投资损失的重要原因。例如，富通集团通过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富通银行, 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