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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市场到中国新富：为葡萄酒自由市场举杯 全球的葡萄酒行业是很好的自由贸易研究案例，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生产商，而且贸易限制很少。正如乔治·泰伯尔（George M. Taber）在其专栏文章中写到的，近年来，葡萄酒的价格从两个方面总体上反映了全球葡萄酒自由市场的状况——这两个方面好坏各半。泰伯尔创作了四部有关葡萄酒的著作，他的最新著作题为《为便宜的葡萄酒干杯：创新者、偶像破坏者以及葡萄酒酿造革新如何改变全球饮酒方式》（A Toast to Bargain Wines: How innovators, iconoclasts, and winemaking revolutionaries are changing the way the world drinks.）。 对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国际葡萄酒市场是个理想的研究对象，这个市场有助于他们阐释自由贸易的好处。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在其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HYPERLINK /wiki/The_Wealth_of_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积极倡导自由贸易。他的这一著作是在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重商主义极力主张各个国家出口产品以积累黄金，并尽可能少地进口产品，以节俭使用自己的黄金。 亚当·斯密想到，他或许也可以在自己祖国苏格兰酿制葡萄酒。“通过嵌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可是其生产费用却至少相当于从外国购买同样好的葡萄酒的大约30 倍。”他写道。这位节俭的苏格兰人觉得这是疯狂的行为，他接着写道：“如果外国提供给我们的产品比自己在国内生产的还便宜，那么，我们最好是用在有利生产条件下生产的部分产品，去交换外国的产品。”他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葡萄酒和服装。虽然葡萄牙人也能制作服装，但他们酿制葡萄酒的效率更高，同样，虽然英国也能生产葡萄酒，但他们更擅长制作服装。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两个国家专注于各自的优势所在，并进口其他产品，对两个国家都更有利。 近半个世纪以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通过引入“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一个国家无需比另一个国家绝对更好，只需在一个领域相对更好即可。同样，李嘉图列举的产品也是英国的服装和葡萄牙的葡萄酒：“英国之所以出口服装换取葡萄酒，是因为这么做，她的工业可以得到对自己更具成效的报偿；比起自己生产这两种商品来，她可以因此拥有更多的服装和葡萄酒；葡萄牙之所以进口服装并出口葡萄酒，是因为葡萄牙为两个国家生产葡萄酒能使其工业得到更多的好处。” 今天，葡萄酒依然是自由贸易的良好研究案例，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生产商，而且只有很少的贸易限制。葡萄酒生产是一种全球性业务，从德国到南非，从加拿大到新西兰，无所不在。现在，在美国，包括阿拉斯加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在内的所有州都生产葡萄酒。墨西哥和巴西等较为年轻的葡萄酒国家，也加入了传统葡萄酒生产商之列。所有国家的农场主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商，他们不会听命于任何人，所以，全球葡萄酒生产存在着大量的过剩。满载葡萄酒的大型货轮正在全球范围内航行，可在得到最理想价格的任何地方卸货。 有些政府机构和商业团体试图通过让葡萄园退出生产来推升葡萄酒的价格，但成效平平。欧盟就曾这么做，因为当地葡萄酒消费持续下降，而啤酒和软饮料的消费则在不断上升。2009年，法国的香槟酒生产商大幅降低了产量，以期提高产品价格。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铲除了某些葡萄园，但这一举措对全球葡萄酒市场影响甚微。 近年来，葡萄酒的价格从两个方面总体上反映了全球葡萄酒自由市场的状况——这两个方面好坏各半。我们先来看看坏的方面。 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新富居民正在大规模转向葡萄酒消费，并大幅推升了全球最知名产品的价格。顶级葡萄酒，尤其是法国上等葡萄酒的价格直线飙升，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波尔多（Bordeaux）产区最著名的品牌拉菲酒庄（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的产品，正在以天价销售。十年前，美国消费者购买这样一瓶酒需要大约100美元，但今天，在纽约市，一瓶拉菲葡萄酒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600美元。 价格急剧上涨的理由就在于供应和需求。为满足出乎意料的强劲需求，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可以轻松增加产量。可是，葡萄酒生产商用于酿酒的葡萄来自其规模已经数年未变的一流葡萄园，因此，他们无法提高产量。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争相购买产量保持不变的顶级葡萄酒，所以，葡萄酒生产商就会不断提高价格。中国新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