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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课程性质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思考：语文课程的性质是什么？ 基础性、实践性、、思想性、综合性、知识性、工具性、人文性？ 工具性？（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 人文性？（王尚文、韩军、程红兵） 统一性？（陈钟梁、于漪、新课标） 一、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认知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1949——1966）：“文”“道”之争 语文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的关系问题，切入口是教学，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两种倾向： 1、“超政治的单纯语文” 2、“超语文的单纯政治” 三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反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浪潮，一时无政府主义进—步泛滥，一些学生以不读书为荣，以为破坏纪律、反对老师就是反潮流，给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教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学生流传的口头语是：“反正下乡种庄稼，何必刻苦学文化”；“学会数理化，还得拿钉耙”；“日光大学地球系，读不读书没关系”；“城里都下来啦，还念书干啥”。在教学秩序混乱的氛围中，“有的教师实行无语教课法，上课不讲话，只在黑板上写，写完就走，因为太乱，没法讲课。”? 归纳两点认识： 1、“文”“道”之争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回响，是教育界的“统一认识”运动，不属“理论研究”问题。笼统承认语文教学中“文”“道”不分的道理，但“文”“道”内涵不清，如：1963年的大纲中“文”时指“语文教育”，时指“语言文字”；道时指“思想政治教育”，时指文章的“思想内容”。 2、语文教学闻“风”而动的时代。给人一种错觉，语文课程与教学只有一种取向符合“真理”。如：“红领巾教学法”（“五环节教学法”） 、“五段教学法” （二）改革开放后10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工具性”与“思想性”的论争 切入口是语文课程内容的组织，追求语文教材的“科学体系”和语文教学的“模式建造”。 1980年语文教学大纲： “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语文课在进行读写训练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过程中进行，读写训练也必须在正确的观点为指导，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归纳三点认识： 1、教材追求“科学体系”是一个误区。螺蛳壳里做游戏 2、教法上的“语文教学模式”很难移植。 3、教学内容成了恢复高考后的“应试教育”考试机器，“标准答案”（“教参”“模拟卷”转移的过程） （三）90年代至今：课程“人文性”（人文价值而不是思想教育）取向 1993年，韩军在《语文学习》上发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本主义精神》，首倡“人文精神”，引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大讨论。 2000年，以韩军为代表的“人文论”派，抨击教育纯工具性 论争结果是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对语文性质的重新界定。 二、课标定位——二元融合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1、工具性(认知领域。符号性、实用性、基础性) 语文是百科之母。（张志公语） 语文是社会“公器”。（叶圣陶语） 2、人文性(精神领域。民族性、教育性、思想性) 语文教育是人的“文化”过程。 语文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过程。 （一）工具性 扬雄：言，心声也。 索绪尔：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列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工具”：指用来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 不同时期工具的内涵有所不同： 1929年，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 1956年，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的强有力的工具。 1963年，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1986年、1990年，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1992年，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 1996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工具性”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言语能力性”： 1、言语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也可以说是心智能力。 “言为心声” 2、言语能力是一种交际能力。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3、言语能力还是审美能力的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 “披文以入情”，“照辞如镜”“物我交感” （二）人文性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 “天文”指天道自然，“人文”指文化人伦。 人文主义humanism是“人性”、“人情”、“教养”。也译“人本主义”，相对“物本”“神本”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