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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叔案查隐蔽的失职渎职 安徽省合肥市检察院反渎局局长杜先祥的办案经验很丰富，而且不止在检察院工作的经验。1991年，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杜先祥进了肥东县公安局刑警队，现场勘查取证、刑事照相都是分内的工作，他非常擅长提取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有的指纹印在玻璃杯、桌子的边角上，别人都弄不下来，但是我可以很巧妙、轻松地取下来”。 后来，杜先祥考入合肥市检察院，从办公室、技术处、公诉处，再到反贪局，2011年8月他进入反渎局主持工作，3年后开始担任升格后的反渎局长。身份的一次次转变，带给杜先祥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更为他在反渎部门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肥“房叔”案的犯罪手法值得关注 方圆：你刚进入反渎局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杜先祥：2011年，我进入合肥市反渎局工作。那时巢湖市被撤销地级市，变为县级市并由合肥代管，所以合肥市下辖4个区、4个县和一个县级市。当时合肥的反渎局面可以说比较困难，没有打开，很多区县院甚至有全年办案空白的情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反渎职能不断弱化、反渎人员流失、反渎工作的影响力下降且不被认可，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2011年，我接手反渎工作后，决定正视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把办案作为中心，才能改变被动的局面。 方圆：具体怎么加强办案？ 杜先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队伍的培养，二是四项机制的灵活运用。早期的反渎队伍骨干流失问题严重，我接手时局里只有7人，经过向院里提出建议，现在不仅市院反渎局办案人员达到了14人，还把各区县院反渎局的办案人员数量调整到了5至6人。队伍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安排让队员们在办案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通过锻炼培养出一批反渎骨干来。 另一方面，我们继续深化侦查一体化机制，树立办案工作“一盘棋”的思想，解决办案阻力大人手少的问题，同时大胆运用并案侦查机制。主要强调以案引案、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辐射全市，实现办案的滚动发展，有效解决案件线索来源等问题，还能避免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不佳等问题。另外，建立健全线索内外移送机制和业务考评机制，也是推动反渎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途径。 方圆：那么效果如何？ 杜先祥：应当说近几年我市反渎办案工作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双提升。合肥市两级院反渎部门先后在土地整理、规划建设、征地拆迁、农业产业化等领域查处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仅从今年1月至7月，合肥市检察院就立案查处了各类渎职侵权案件28件40人，其中双罪名案件22人，重特大案件13件25人，科级干部6人，侦结移送审查起诉21人，起诉18人，生效判决15人。 方圆：拆迁领域一直是反渎案件的重点领域，该领域案件多吗？ 杜先祥：比较多。拆迁涉及城镇化过程中大量老百姓的安置，其过程中容易出现小官大贪的情况，相应的渎职情况也多。这类型案件中涉案官员一般级别不高，但牵涉面往往很广，常常是一个村子村民的群体利益，而且各种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犯罪交织，社会影响非常坏。2014年，我们共查办涉及拆迁的案件11件15人，今年截至目前已查处了11件17人，发生率可谓居高不下。 方圆：能否介绍一个拆迁领域的典型案例？ 杜先祥：典型案例有不少，比如说引起社会热议的合肥“房叔”系列案件。这系列案件中包括中原瑶海工业园区管委会拆迁办原副主任范某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案；新站公安分局磨店派出所原民警詹某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案；还有高新区农村发展局原副局长戚某某等9件13人的系列窝案串案。 具体而言，合肥“房叔”其实指的是合肥市东北城郊结合部任村支书、社居委书记方广云。2012年底，合肥市站北社区12名村民实名举报方广云“非法侵占136套安置房”，方广云也因此被网民称作“合肥房叔”、“房老虎”。经过近两年的调查取证，该案关键人物方广云、拆迁办副主任范某某、民警詹某某终于浮出水面，这三人与站北社区、临近社区居委会的多名干部以及“有关系”的社区居民，共同非法获取安置房、拆迁补偿费，造成极大的公共财产损失。最终，法院以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方广云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判处范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判处詹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方圆：查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是令你印象深刻的？ 杜先祥：他们的犯罪手段值得关注。例如范某某在担任拆迁办副主任期间，利用从事拆迁安置工作的职务之便，徇私舞弊，违规将其亲属虚增为拆迁安置人口，使其亲属名下违规获得6套共420平方米安置房，还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3万元，对他人虚增拆迁安置人口的拆迁账务违规予以审核结算，使他人获得了1套90平方米安置房，经评估，由此造成公共资产损失计187万余元。另外，范某某还与户籍民警詹某某及汤某分别经事先合谋，并相互勾结，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实施违规迁移户口、开具虚假安置证明、虚假办理拆迁安置相关手续等行为，骗取管委会拆迁安置房面积共计495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