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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 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 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 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 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 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 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 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 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 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 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 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 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 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 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 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 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 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 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 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 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 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 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 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 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f封建主义 经济制度-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 如，他在1877年10-1 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 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 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 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 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 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 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一以便最后都达 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 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 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 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 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 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 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 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 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 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 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 会都按照“原始社会一奴隶社会-一封建社会-一资本主义 社会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 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 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 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 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 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 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 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 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 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 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 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 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 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 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 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 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 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 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 做，仍然坚持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