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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陆银行总账制度的兴衰 　　民国时期的“北四行”在当时的金融界实力较强、信誉颇佳，是私营商业银行的典范。大陆银行身为“北四行”中的一员，在金融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却能如磐石般始终屹立不倒，其内部管理结构面究竟如何，很值得探索。本文以该行内部管理结构中的会计部门为例，试作初步探讨。　　一、大陆银行早期的总账制度　　大陆银行于1919年成立，成立的同时设立了天津总行与北京分行。一年后，谈荔孙脱离中国银行，正式就任该行总经理，不过由于谈氏的寓所地处北京，为了“管理上之便利，组织总经理处于北京。”[1]这样一来，该行总行设于天津，而总经理处却在北京分行。谈荔孙到任以后，对该行的总经理处进行了改革，除原有的总经理、副经理各一人外，又增设“文书、营业两课，以及计划，人事，稽核三室”。[2]然而，此时该行的总经理处却并无负责会计记录的部门，也不编制财务报告，真正处理全行会计事务的会计部门是总行总账以及其属员。该行规定，总行总经理、副经理之下设立总账一人，记账员、文书、出纳若干人。　　总行总账在会计核算工作中，既负责指挥记账员进行传票、辅助账、日记表的制作，又需要办理决算报告，还需检查全行的账册，[3]因此该行与会计相关的事务均是在总账的指导和监督下完成的。除此之外，总账在其他方面的权力也很广，决定了人员的调派，掌握着金库钥匙，查阅各种机密函件，还对银行的各项业务拥有监督权，也是唯一必须由总经理直接任命的职务。而在各地分、支行内部，除设分行经理、副经理外，还“另设总账一人，专管业务、会计事项。帮账2人，帮助总账查核各项账务”[4]。在更小的办事处，也设有主任、总账各一员，总账亦负责会计业务事项。概括而言，该行在设立之初，以总、分、支行的总账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大而全的会计部门体系。　　大陆银行建立初期的总账地位颇高，这在该行的行务会议出席人员名单中也能一窥端倪。1925年，在该行召开的一次行务会议中，出席的人员有总经理谈荔孙、董事万弼臣、总处总稽核罗雁岑、总处业务课主任袁惠人、总处文书课主任王延方、津行经理许汉卿、津行副经理齐少芹、津行襄理王子和、津行总账谈少卿、京行经理王鉴堂、沪行经理叶扶霄、鲁行经理萧文田、宁行襄理万勋臣、汉行经理章可、青行经理刘少泉。[5]该行的行务会议规格颇高，一年只召开三次，与会人员也均是总行重要部门负责人和各分行经理。而总行总账也得以列席?会议，可见此时总管会计事务的总行总账在该行中是有较重要地位的。　　由于总账一职在早期的大陆银行中较为重要，因此总账一般多由总行及各分支行的襄理兼任，如1926年前该行京行总账朱家俊是“京行襄理兼总账”[6]，无独有偶，该行总行总账谈继曾是“津行襄理兼总账”[7]。除此之外，谈继曾更是该行总经理谈荔孙的嫡亲侄儿，足见该行早期对总账一职的重视。　　1926年以后，大陆银行的总账一职开始逐渐不由襄理兼任，而是逐步由基层职员升职后转任。如1926年以后的该行京行总账萧元宇，原是京行帮帐。1926年5月萧元宇开始代理京行总账，并于同年11月正式担任京行总账。[8]而京行帮帐一职则由原总经理处调查课办事员袁力侗代理。[9]可见，该行在保留了总账较高职权的同时，也改变了由襄理兼任总账的状况，具有从业经验的基层职员开始成为专职总账的候补人选，总账制度渐趋成熟。　　而大陆银行自身同样也将总账制度视为该行人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并对早期的总账制度有如下结论：“总账之地位，为全行关键之所在。总账能力如何，关系甚大。且本行于各行虽有襄理之设置，而章则规定，凡指定办理专门事项之襄理，其所办事务，仍须受总账之监督。是以本行对于总账之人选，最为注意，平日亦多致力于此项人才之养成。”[10]可见，该行总账的实际地位大约与襄理一职相近但又略高于襄理。而民国时期的襄理，一般等同于现在的总经理助理。　　然而就在大陆银行的总账制度渐入正轨时，这项制度却又突然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二、大陆银行20世纪30年代的总账制度　　自20世纪30年代起，大陆银行的会计部门发生了巨变，总行总账的权力大幅缩水，原先掌握的重要职能基本移交与其他总行部门。具体而言，在人事上，“全体行员之进退调遣，及奖惩由总经理处承总经理之命行之”[11]，总账所拥有的人事调拨权被完全取消；在会计核算上，总账及其属员不再负责整个银行的记账登记。会计记账工作由几个部门共同负责，如该行新成立的事务课负责“各项开支之处理及记账事项”[12]，而“储蓄部收付现款均由营业部之出纳人员办理”[13]；在会计稽核上，“总经理处各账，由业务课主任或由总经理，委托稽核室稽核检查之”[14]，而在分支行里，则一般由分支行经理指派一名襄理进行查账。因此，不仅总行总账不再稽核账务，分支行总账也只有襄理空缺时才有机会执行稽核任务。　　不难看出，此时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