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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一般侵权行为的类型 ——从体系 功能的角度看修正后的违法侵权规定 问题 在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则建构的现代社会，侵权行为和契约制度一样，都承 担了维护“自由意志”和“社会秩序”的功能，适当的立法和解释，可以使这 两个目标朝相辅相成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压抑了自由意志，却仍无益于社会秩 序的提升。2000年5月5 日开始实施的“民法”[1]第184条修正条文，明确 增加了第三种侵权行为类型，也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与评价。最近连续读到 陈聪富教授和简资修教授的大作，[2]把此一类型在实务上的运作问题分析得相 当透彻，又分别从比较法和经济分析的角度提出其看法，均能发人深省，因为 我在十五年前就谈过这个问题，[3]读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忍不住借题发 挥的念头，以下即再从三种类型的体系关联着眼，看看能不能激出一些新的火 花。 一、侵权行为的保护标的 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就是第1项前段的“权利”是否 应限于绝对性的权利，如实务及通说所主张，不包括未权利化的利益，甚至不 包括相对性的权利，这种差别待遇的法理依据为何?第1项后段和第2项固然增 列了背俗行为和违法行为，使其他受到侵害的利益可以得到补充保护，但仍然 不是所有的利益。归根到底，侵权行为的制度到底要保护什么：权利、善良风 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