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德国严峻代统合主义式改革政治经济分析（.PDFVIP

第六章 德國(1980-2002) 第六章 德國：嚴峻年代統合主義式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 1980-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支持「德國模式」成功的國際環境條件自 1970 年代 中期便逐漸消逝，西德統合治理模式承受極大的調適壓力 (Streeck 1997: 42-43; Manow and Seil 2001: 272-275) 。「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解體之後，德國聯 邦銀行便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因應，以往過度低估的西德馬克開始匯率上 揚 。直到 1990 年代，對西德出口造成不利的影響(Scharpf 1991) 。1973 年石油危 機與隨之而來的能源價格高漲，國際市場需求下降，1974 年西德便落入經濟不 景氣， 1975 年製造業部門開始萎縮。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經濟成長減緩、失 業率上升、總體就業比例下降，造成了社會安全支出日漸沈重的負擔。1981 年 後經濟景氣雖然回復，但是失業人口從此突破百萬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2003) 。至此，西德國家進入了福利「節約的年代」(Woods 2001: 383-393) 。 如同第五章分析所顯示：自 1970 年代起，西德統合治理模式並未能夠再有 效地因應環境變遷，因此無法持續維繫高度的統合治理模式。如今德國統合治理 模式的調適不良， 1980 年代經濟成長仍舊遲緩。失業率雖曾短暫下降，但 1983 年失業人口突破兩百萬(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2003) ，社會安全支出繼續成長(參 見表 1-1) 。1990 年的兩德統一，更是對已經調適不良的德國統合治理模式帶來 更大的震撼與調整負擔 (Czada 1999) ，德國模式逐漸失去光彩(Giersch, Karl-Heinz 103 and Schmieding 1992: 186-221) 。 103 部分學者認為促成「德國模式」成功的條件與因素早在 1970 年代起便已逐漸地消逝。因此， 即便沒有 1990 年的德國統一所帶來的震撼，德國模式仍將面臨其制度上的極限(Streeck 1997: 44-53) 。 150 第六章 德國(1980-2002) 第一節 一九八０年代：統合治理模式的動盪 一、 制度性治理 (一)國家治理能力 西德國家的治理能力弱化，一方面是因為礙於工資自主原則，國家無法敦 促勞資社會伙伴回復有效且負責任的協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無力克服過高的薪 資成本結構，與在服務部門開創就業。 過高的薪資結構與低就業創造 西德工業關係中的年度勞資集體協商，在幾個方面對就業與社會福利改革 造成影響。其中最重要也最直接的是薪資、工時與相關工作條件的議定。戰後西 德勞工的高單位生產力輸出是西德高品質、高競爭力、高附加價值生產模式與維 繫高薪資體系的重要因素 (Streeck 1992) 。但是單一部門薪資談判，集體適用的原 則，以及西德社會中強調「社會平等」的規範，在傳統製造業職位萎縮與新興服 務部門中的就業創造不足之際，更加重了西德失業問題嚴重 (Scharpf 2001: 277-279; Streeck 2001: 699-700) 。 戰後德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特徵，強調以高度國際市場競爭力與內在緊 密的社會凝聚力，來維持其高薪資的經濟體制(Streeck 1997: 33) 。從戰後初期的 透過單位生產力提升與高工時的生產模式促成了 1950 年代西德經濟奇蹟(參見本 章第一節 ) ，直到1980 年代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西德製造業仍然透過發展 以生產力提升的「多元高品質生產」(diversified quality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