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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  学习目标 （一）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 （二）理解文中作者的观点，结合现 实，认识当今的中西差异 （三）学习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层层深入，凸显观点 的写作手法 重点难点 理解文中作者的观点，结合现 实，认识当今的中西差异 作家介绍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 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助章士钊主编报纸，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并在党内组织托派组织，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有《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 写作背景 “五四” 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论争，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较大的就有三次： 从《青年》创刊而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论争。《青年》派以陈独秀为代表， 《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志在文化革新；《东方》派以杜亚泉为代表，代表作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意在文化保守 。 20年代以杨明斋为代表的《评中西文化观》与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30年代中期， “本位”与“西化”的争论。前者以“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代表；后者以胡适、陈序经等自由派学者的“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为代表。　　 参考资料 杜亚泉也对两种文明进行了比较，认为发源于地中海的西方商业文明是一种“动的文明”；而产生于东亚内陆的中国文明是一种“静的文明”。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的性质完全不同，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生活是外向的，中国人生活是内向的；西洋社会多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人重竞争，而中国人重和平。他认为两种文明各有其长短，比如，动的文明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却也带来了精神的紧张；静的文明导致了物质生活的贫乏，却也有精神安闲的长处。而精神的安闲与物质的富裕，对人的幸福来说都是有价值的，所以需要的是互相调剂和补正。因此，他认为“东西文化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且，两种文明是各有利弊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杜亚泉还认为，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为古今中外所未有。所以，他认为应该改变对西洋文明的“盲从之态度”，以中国固有之文明“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其理由是：“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这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 参考资料 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态度如杜亚泉者是相当普遍的。他们并不完全排外，而且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但输入西洋的学说，是要使之融入中国固有文明。用鲁迅的话说：“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这涉及到是用中国固有文明去统整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还是用现代文明去改造固有文明的问题。对于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陈独秀等人来说，当然要抵抗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一切努力。 考察这场论战，不难发现双方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分歧：固有文明与共和政治是否可以共存？陈独秀的基本认识是：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密切关联，要共和政治，就不能不清理专制思想。中国的固有文明在根本上是与专制传统骨肉相连的，因此，只要真心拥护民主共和，就应该批判中国的固有文明。这是新文化阵营的一种基本见解，在杜亚泉那里，二者却似乎可以共存，并无互不相容的矛盾。 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论战中，陈独秀的言论并非句句恰当，一些说法的确让人不敢恭维。但是，关于这场论争，是非曲直却不难判断。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将军的护国壮举具有同样的意义。无论怎样反省激进主义，都必须首先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写 作 背 景 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 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 文化观。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 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写作背景 20世纪的下半叶，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