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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寒《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XX 潇寒《我在故宫修文物》观后感XX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人气指数爆棚，钟表修复师王津师傅一夜爆红，成了90后网友口中的“故宫男神”。很多网友还专门跑到故宫去看“真人”，找他合影签名。走在路上，坐公交坐飞机都会有人认出他。　　王津已经在故宫默默修钟表39年，突然成了“网红”还不太适应。　　以前无论哪一行，拜师学艺，不磨炼十年，出不了师。每一个细节，都要无数遍打磨和练习，秉承的是一丝不苟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在这个飞速发展，快餐文化充盈的时代，我们早已丢失了这种精神。　　故宫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神秘的，这篇文章替我们打开一扇门，让我们知道关于故宫钟表的故事。也让我们近距离感知，看似简单平常的一个工作，其蕴藏的艰辛、磨炼和修行。　　与其说大家被王津和钟表的魅力折服，不如说，打动大家的，正是这种就快失传，这个时代又特别需要的工匠精神：一丝不苟、孜孜以求、磨炼意志，时时精进。　　准确地说，这里曾是退休太妃们住过的宫殿　　我今年55岁，16岁进“宫”，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部工作。　　从西华门进入故宫左拐，沿着高高的红墙一直走，就能看到西侧办公区有一扇加装了门禁的小门，墙上挂着“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牌子，我们钟表文物修复工作室就在其中。　　有人说，这里就是曾经的“冷宫”，不过据前辈讲：“准确地说，这里曾是退休太妃们住过的宫殿。”　　现在这里是故宫办公区域唯一安装了门禁的部门。不管是进入还是外出，都要刷卡才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必须得我们科技部的同事到门口接才让进去。　　我们早上8点上班，下 午5点开始检查、收纳工作室各种工具和当天可能装不上的零件，并尽可能早地断水断电，这是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室外还有另外单独一路电线，保证院子里的夜视摄像头和报警器能正常运转。　　这么严格，是因为文物在我们这里一放就是个把月甚至小半年，万一我们下班走了，水电出点问题，满屋子的文物，这谁也担待不起，必须得百分百地保证安全。　　皇太后想借钟来玩玩，万历皇帝做了手脚　　故宫现存的钟表文物大概有1500件(套)，大部分都是孤品，世界上独一无二。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进紫禁城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1年，他托人将40多件贡品送给明朝万历皇帝，其中就包括一大一小两面洋钟。　　那会儿，宫中的报时主要是用“漏刻”和“更鼓”。这一大一小新鲜玩意，万历皇帝十分好奇，立刻宣召利玛窦进宫调试洋钟。　　利玛窦跟管事太监说，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制作的，能日夜指明时间，并有铃铛自动报时。要操作这些钟并不难，两三天就可以学会。　　于是皇帝钦定4名太监跟利玛窦学习，让他们3天内把钟调好。3天没到，皇帝就命令把钟搬到身边，并专为大钟修了钟楼，那个小自鸣钟，他则随时把玩。　　皇太后想借来看看，皇帝怕她不还，叫来太监，把发条松开，让钟不能走动、发声，皇太后玩了几天，很快就还回来了。　　跟随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的4名太监，是宫里最早的钟表维修工。但此后40多年内，明清宫廷档案鲜有关于钟表技艺的记载，直到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这门技艺才开始传承下来。　　钟表在紫禁城的发展轨迹，一直带有传教士的历史印记　　这一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抵京，被征召为清宫御用作坊造办处的钟表匠师。从1648年至1811年，总共有15位传教士，在造办处传授钟表技艺。　　从顺治年间对西洋钟表的简单修理和粗糙仿制，到康熙年间成立造办处“自鸣钟处”，再到乾隆年间成立造办处“做钟处”，制造钟的技术走向了顶峰。　　钟表在紫禁城的发展轨迹，一直带有传教士的历史印记。到了嘉庆年间，朝廷对待传教士的政策突然收紧，造办处的最后一位传教士德天赐，因踩及“红线”，被遣送回国。　　这时候紫禁城内造表的工匠也学得差不多，只因为到了清朝末年国运不济，“做钟处”也不再不计成本地创制新钟了，但故宫里的钟表一直都在维修。　　即使在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修理钟表的师傅还是被留在了宫里，所以我们今天说钟表修复技术是300多年间故宫唯一没出现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一家都是老北京，一家人跟故宫也很有渊源　　钟表修复技术的历史传承具体到咱们中国人，现在只能查到我师父的师父徐文，这也是听我师父马玉良说的。 徐文最早在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工作，曾跟洋人切磋过手艺，他是新中国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后来他又把儿子徐芳洲带进宫，跟着他学修洋钟。　　1951年，故宫文物保护科技部的前身“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第一批招进的学徒就有我师父马玉良，还有白金栋、陈贺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钟表室最兴旺的时候。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师爷徐文去世。文革爆发后，故宫文物修复厂钟表室只剩下我师父马玉良和徐邦洲，师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