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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文学边缘 刘晓鸥 1 阅读，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有了那么一点点知名度或曰小小的成绩以后，总是要被人采访的。 经常被问到这么几个问题。 你曾经是个文学青年的吗？ 是。 你的作品大都围绕女性的命运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出色？ 我迟疑了一下，也回答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记者们由此得出结论：你很顺利嘛。 我觉得有些话不好说。说个“是”是最简单的。我在 32 岁发表处女作的。如果允许我说点矫 情的话，那么我得说我从 5 岁起就开始喜欢文学了。我为我所爱的事情坚持不懈地奋斗了许多 年。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已经是漫长的了。 儿时体弱，气管炎和肠炎总是折磨着我。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皮筋、踢毽子是不会占优势的。 但我很快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讲故事。十岁左右的我会给我的朋友讲保尔·柯 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还有《牛虻》 等，在讲述中，我并不忠实于原著，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者我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 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愿去即兴了发挥了。比如，《牛虻》中，牛虻和琼玛的爱情结尾，我想 有情人应该终成眷属。于是，我说牛虻最后没有走上断头台，而是被琼玛营救了出来，然后他 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是走样的，特别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问题上， 我最反感作者把其中的一方写“死”了，而是“拨乱反正”，让书中的“他”与“她”历进苦 难，美满团圆。我从不喜欢老老实实复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便是我创作欲的最初 的体现。 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于自己的早熟， 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我的父母的出身都不太“无产阶级”，全家人活得小 心翼翼。所以，我在学校一直是个沉默忧伤，落落寡和的女孩。阅读和创作成了我的寄托。我 千方百计地偷看能够弄到手的文学书籍，我在深夜里用手电筒照明，写诗写散文写日记。就像 池莉写的《岗巴拉之悟》中说的“我迎风流泪，对月伤怀，愤世嫉俗。可我懂得保护自己，我 尽力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我把仇恨埋在心底。” 我难以忘怀 1981 年的冬天，最初读到《伊豆的歌女》时的情景，我在一个小图书馆的寒冷阅 览室里与川端康成相遇。6 年之后的夏天，我在北戴河的一间可以望见大海的房间里，读到了 卡夫卡。我和著名的余华同样感觉：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如果文学之风格上的对 2 抗过于激烈，会使我的阅读不知所措和难以承受。余华对这两位天才大作家有如下的评述：“川 端康成是文学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 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 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我们的文学忍受了这 样两份绝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川 端康成曾经这样描述一位母亲凝视死去女儿时的感受：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 出嫁的新娘。类似起死回生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检 查到患者身上溃烂的伤口时，他看到了一朵玫瑰色的花朵。” 这是余华也是我的最初阅读，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生在溃烂的伤口上。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 历 缓和的过程，直接就是汇合，然后同时出现了多重品质。这似乎是出于内心的理由，我意识到 伟大作 家的内心没有边界，或者说没有生死之隔，也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 相处。 他们对内心的忠诚使他们写作时可以没有了边界，因此生与死，花朵和伤口可以同时出现在他 们笔下，形成叙述的和声。 陈村的《一天》我是在病床上读的。那是 1988年的深秋，因病住进医院，病房生活是单调乏 味的，唯一的消遣是看书。我从病友手里借到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 后来她就把书送给了我。今天我从书柜里翻出这书，20 几万字厚厚的一本，当年定价 3。45 元。记得当时病友边给满屋的病友念，边笑：“老虎窗外还是黑黑的，星星却没有看见。张三 接过母亲递来的茶缸，半闭着眼睛，用牙刷在嘴里胡乱捣了几下。水落在铅桶里，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