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急信息-韩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docVIP

天津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城市应急信息（第十期） 　　 　　韩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韩国为了预防灾害，有一个常设性的机构，“中央灾害对策本部”，隶属于行政自治部。“中央灾害对策本部”由行政自治部长官担任本部长，由行政自治部和建设交通部的次官担任副本部长，人员由政府23个部门的局长级干部组成。 　　这个常设机构的任务是有效地推进各种防灾对策，审议国家的防灾基本计划，协调各地的防灾计划。“中央灾害对策本部”每５年要制定一项全国性的防灾基本计划，每年要制定当年度的防灾执行计划。 　　每当发生较大的地区性灾害和全国性灾害时，“中央灾害对策本部”就会及时发布灾害情况，协调政府各部门投入救灾。同时韩国政府还会立即成立中央政府级的“非常对策本部”，会同地方政府相应成立的本地“非常对策本部”，采取各种措施救灾。（信息导刊） 　　　　我国大中城市进入危机频发期 　　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教授日前在“东芝－沈阳”论坛会上表示，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大中城市也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 　　连玉明教授说，我国的城市安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危机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态势；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人为危机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成为现代城市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这些非传统危机比自然危机（如洪水、地震等）更具有隐蔽性、不确定性、偶发性和突发性，政府对人为危机缺乏相应的、完善的预警和救治，从而加重了危机发生后的破坏性；三是突发性灾害事件极易被放大为社会危机。特别是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水平越高，灾害的放大能力就越大。就像是高速飞行的飞机经受不了飞鸟的撞击一样，越是有序化的组织越容易遭到破坏；四是危机事件国际化程度。（新华社） 　　　　危机事件发生政府如何应对 　　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廖为建教授认为，政府遇到重大的、具有负面影响力的危机事件时，应如何在危机中运作自如，保持政府运作的平稳、并“化危为喜”，是当今政府成功管理的重要一环。廖为建说，当意外事件发生时，组织陷于困境，所面临的公众压力处于极限状态，组织的公共关系亦处于应急状态。同时，成功的危机管理还能利用危机，使政府在危机过后树立更优秀的形象。 　　廖为建提示：“危机的征兆很多，政府要学会在社会、媒体、公众等各个方面预测危机。” 　　“政府不应该惧怕危机，危机是建立组织形象的好机会。” 　　“为应付危机，政府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是日常筹备，二是危机演练。” 　　“平时和媒体搞好关系，危机时能动员的资源就会更多。” 　　“迅速掌握有关事实，准备好有关危机的新闻稿及其背景材料，及时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 　　“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危机处理的进程和结果，以稳定人心。说真话，立刻说！”（珠江时报） 　　　　广州拟新建高标准的紧急救援中心 增设急救站 　　广州将新建一个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高标准紧急救援中心，同时增设急救站，并将急救网络延伸至番禺区和花都区。 　　广州市人大代表发现，于1989年底成立的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的通信联络设备已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无法适应广大市民的院前急救及应付突发事件的需要。 　　因此市人大代表建议，急救中心的通信调度系统必须尽快在各急救站和急救车上建立计算机终端。在各急救站建立终端，利用无线短信通讯作为传输通道，不但有语音联系，同时还有文字显示，呼救和调度信息就能在指挥中心和急救站之间快速和准确地传递。（中国新闻社） 　　　　中国进入“风险社会” 危机处理系统落后严重 　　《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通过对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形势的分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1000～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城市的社会公共安全包括卫生、交通、通讯、环境、日常生活、商品供应、社会抗争活动、破坏社会秩序等多方面，这些都可能会威胁到城市公共安全，进而加大城市社会风险。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社会的风险具有人为风险特征，很多城市安全事故的出现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城市作为人工环境，本身有很强的脆弱性和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经济力量和行政力量共同推动了城市发展，但是，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对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准备不足。 　　专家们认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安全隐患，但确保社会安全的准备并不充分，从而加大了风险威胁”。城市既是一个有组织、高效率的社会，也是一个很脆弱的社会。城市化使更多的人相互依赖而共同生活在一起，城市各个部门相互紧密联系。假如哪个环节有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另一方面，城市社会里的很多风险原本就已经存在，但一个成熟的社会，都应有一套相应的应对风险的机制。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