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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脚下大“水”灾-历史论文 天子脚下大“水”灾 刚刚当上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惊诧地发现：他所要面对的最凶恶的敌人，不是扛着梭标大刀的义和团，也不是扛着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而是一场他从未见过的“水”灾——“贴水”之灾。 这是一场金融“水”灾。 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通俗地说，救市金融票据贬值，反之则是“升水”。 天津开埠后，对货币的需求增大，多数钱庄都发行一种叫做“银钱帖”的票据，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确方便了交易流通，但是，因为准备金完全靠发行者自行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造成了票据的贬值。这样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必须“加色”，称为“现银加色”。这就造成了“贴水”。 钱庄滥发票据，除了“血液里没有流淌着道德”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种中国式的非常规应对。天津华资所开的钱庄，大多数的资本金不足1万两（约相当于如今200万元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型企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陆续开设的国有大银行，还有不少外资银行。 天津钱庄超额滥发的票据，到了惊人的地步。史料表明，“当拳匪尚未肇乱以前，约计各华钱行所开钱票有2000万两之多。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增至3000万两。”因为没有确切的天津市场存银的数据，后人难以核对票据总额与现银的差额，但可以肯定，在2年之内，票据发行猛增50%，这种速度显然与其经济增长是不匹配的。 “银钱帖”的泛滥；其实是大清国混乱的金融货币体制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便推出所谓的“铜元”——铜币上标注了币值，但那币值远远高于铸币所需的铜的价值，这在晚清剩余的10年内，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导火线。 银、钱、票据，最基本的三种货币形态，都无一例外地混乱不堪，也缺乏全国统一的协调及监督机制。一旦银根收紧，就呈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引发金融雪崩。 引发雪崩的寒冬就是义和团动乱。八国联军劫走了1000余万两现银。火上浇油的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也在收回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之后，不再放出，收缩自保．这导致了京津地区的银根全面紧缩。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外贸，却继续呈现贸易“出超”的势头。天津成为贸易出超的主要口岸，金银等硬通货在这里源源流向海外，年均多在400万-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官禁止宝银出口，然俱未能照办者，实迫于势不得已，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所有进口货银如许之多，不能不如数照付之故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钱庄票据滥发、“贴水”泛滥的局面。在多方因素推动下，尤其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下，天津钱庄滥发“银钱帖”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毒瘤。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 袁世凯的报告，绝非危言耸听。当时的天津，的确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帖”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 袁世凯深知，只要击鼓传花的鼓声停下来，定时炸弹就立即引爆，那时被殃及的，绝不仅仅是怀抱炸弹的人，或许还将搭上整个天津乃至直隶的维稳大局，当然，还包括袁世凯这位刚刚成为“疆臣领袖”的政治新星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