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礼貌的建筑和没礼貌的建筑——陈占祥回顾初建北京城的争议.docVIP

有礼貌的建筑与没礼貌的建筑 作者：王军　陈方 　　　　陈占祥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师从著名城市规划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参加完成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成员，归国后，1947年，他在上海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建议。1949年9月梁思成给当时的北平市长聂荣臻写信，力荐陈占祥参加首都建设。陈占祥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和方案。　　当年在五棵松日本人留下了一个“新北京”，我认为那里太远了，没有条件，一是交通，二是那里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应该近一点，以钓鱼台为中心来布置中央行政区。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放弃了天安门，是要搬出去。　　当时我和梁思成先生提出这个方案，是总结西方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现在北京的城市问题，已是非常拥挤，住宅不够，就是人都集中在城市里面，这也是西方城市在发展中遇到过的问题。　　当年有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我在那里做都市区的规划，认为应该把城市作为整体来考虑。那时我刚到北京工作。1949年苏联专家访问团来到中国，非常隆重，到北京后，他们搞了一个规划草图，先我们反感。开国大典，苏联专家在天安门城楼上，指了指东交巷一带的空地，认为可在那里建设办公楼，主张一切发展集中在天安门周围，第一项工程就在东长安街。当时东交民巷周围是一片绿地，包括东单广场，进深50米，这是保护东交民巷的外围的一圈绿地，苏联专家主张利用这圈绿地造房，建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这遭到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反对。　　我们反对先开发东长安街，理由是没能力，不成熟，我们的施工能力不够。另外，不能再把北京城的什么东西再搬进去了。在西方这样做已产生了很多问题，一些城市根本的问题就是拥挤。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10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1200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城的风貌就全毁了。　　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大伦敦规划是1944年做的，是我的老师阿伯克隆比做的，当时还做了一个伦敦市区的规划，但这个规划不好做，因为产权太复杂了，有的地方被炸毁了，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才有可能，才可根据规划来实施，而其他地区则被框得死死的，一点也动不了。惟一成功的是以疏散人口为主的大伦敦规划。　　我的老师贺尔福，是惟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规划师，他成为了勋爵，是英国建筑界在近现代史中惟一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被设立纪念碑的，英国文艺科学界有名望的历史人物都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设有纪念碑。　　这次修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我没有参与。我对规划师们说要在大范围内考虑北京的问题。当年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梁思成先生表示反对，但我们无法辩论，中央的官员主张以天安门广场为城市中心，苏联专家也是这样。一提要建新城，他们就以为要放弃天安门。而不把行政中心放出去，势必旧城之上建新城，古都风貌就要被破坏。　　1949年10月份我们就开始做方案，那时苏联专家还没有走，还在活动。后来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开会，聂荣臻市长主持，我和梁思成先生提出反对意见。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　　可后来的事情怪了。方案完成后，我与梁先生自己花钱印刷分发，没有人讨论，可不久又冒出一个方案，是朱兆雪、赵冬日他们做的。这个方案就是苏联专家的思想。领导没有正式对这两个方案表态。我们只是交给市领导了，他们也不说对还是不对。这两个方案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后来，北京市搞了一个正式的方案，是1954年出来的。　　朱兆雪他们围绕天安门作文章，争论点就是天安门不可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的。这没关系嘛，事实回避不了，那时只有天安门有广场，这么多人当然要到那儿去。其实，天安门作为庆典中心是可以的，行政中心搬出去对它不会有影响。　　我和梁先生的方案比较粗，想做细一些，在大规划中列出30多个小问题。发生的这次争论，是同事之间的争论。对于梁思成先生和我的建议，领导一直没有表态，但实际的工作却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想做的。最后，东长安街部委楼的建设开始，纺织部、煤炭部、外贸部、公安部都开始在这里建设，这比较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