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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课程前言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这两年是比较热点的问题，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微观的问题当然有很多争论的，在宏观上有很多重大理论争论，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确定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在发展方式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或者叫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发展方式转型涉及问题很多，其中收入分配也是重大问题，我想谈一谈在收入分配体制这个改革，深化改革，它的政府与市场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政府对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负有责任 （一）对政府是否要干预一次分配的争论 去年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有个发言，就两会的时候有个发言，讲到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十二五”规划已经写进去了，我的发言讲完之后有的经济学家跟我说，说宋先生或者叫宋老师，说你以前一直是主张市场导向的改革的，为什么会在会上提出来，要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劳动报酬是一次分配问题，社会保障和税收是二次保障问题，应该是市场来管，政府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到了“十二五”规划写上之后仍然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人认为在改革转变发展方式里面，有一个题中应有之意，要转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我们消费太低了，而要提高消费的比例，从根本上来讲就得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要不然他哪来钱消费，有钱的没有消费意愿，没钱的想消费没钱，消费的问题。政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在二次分配上下工夫，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写了文章，在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很多看法，那么，更多的人认为，现在劳动报酬过低，应该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而且“十二五”规划也写了，还有学者提出，把比例从现在的11%左右经过五年提高到20%，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是通过政府行政控制手段，还是通过完善市场体制这样的办法，这样的途径来完成这一目标，也有不少学者质疑，如果说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一次分配，是不是有不适当的干预了企业经营自主权，长远来看，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分配、干预工资的增长，这是完善市场经济，还是在走的回头路？这些问题是理论界正在争论的问题。 那么，为了参与这样一个争论，也是我讲了以后，等于是不点名在这里批评或者说是指责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刚才功成也介绍了，我一直学经济，搞了30年，我觉得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要从大的宏观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转型，那么我们分析这个劳动力市场，一个是从它的数量来分析，数量变化，比如说人口从年龄变成老龄化了，或者结构上是由过去农业劳动力为主逐渐变成工业劳动力为主了，这样对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主要是分析数量的变化，比如农业工业占劳动力多少，这都是数字的关系。　　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分析，我们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很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劳动力市场是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既是劳动力的需求方又是劳动力的供给方，对劳动力统包统配，从这样一种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劳动力配置主体转变成劳动力的供给方和它的需求方，这两个主体在市场上的博弈，形成这么一个过程。　　在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政府的确是很少干预一次分配的，它主要是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当然了，据我所知，美国在投资增长过快时候，也曾经冻结过工资，这些被政府和学术界都指责，说这个做法是败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论。我们政府应该不应该干预一次分配，我觉得不能够仅仅从数量的变化，仅仅从供求关系来解决，还要从体制上来看看，我觉得如果认真分析，一次分配的现状就不难发现，我们劳动报酬过低以及分配不公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转型不到位，劳动力市场运行不规范，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合理发挥作用的结果。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政府担负着培育劳动力市场的责任，中国目前的政府在解决一次分配方面负有一定责任的。 （二）我国一次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 我举四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被压低，具体的数字大家都清楚，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就是在担心从去年或者从前年开始，这段农民工工资增长得很快，造成了劳动力成本增长，对企业造成压力，现在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调研说明了，农民工工资增长较快，但是目前仍然是偏低的，我们可以看人社部的数据，2005年到2010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由875元提高到1690元，年均增长14.1%，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其中2010年农民工收入增长19.3%，今年增长也还不低，因为今年农民工的经营收入也提高得很高。但是由于长期欠账，农民工工资总体还比较低，与农民工的价值贡献还不相称。我们今年对浙江和四川这两个省进行调研，浙江农民工收入在1500元到2500元之间，最低工资有了很大的提高，最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