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行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

　　东瀛行：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亚群 　　日本北海道大学校门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台湾大学研究计划“清代经典阐释方法与理论的转向”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望月恒子、大会筹委会会长佐藤炼太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所所长张希清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郑吉雄教授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这是继2005年9月2日在厦门大学举办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一学术盛会。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现就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1.科举“策问”研究 　　围绕这一主题共有7篇论文，从科举学、思想史等不同视角，探析“策问”研究的学术价值，丰富了科举学的研究内容。 　　刘海峰的《“策学”与科举学》一文，探讨了“策学”的起源及其涵义变迁，深入考察唐至清代“策学”发展的特点、“策学”著作类型，分析“策学”与科举学研究的关系。认为：“策学”作为应对科举策问的专门之学，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试策类似于现代的综合考试，内容极为丰富。“策学”文献是科举试卷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类，其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价值值得深入研究，测学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日本东北大学三浦秀一的《明代科举“性学策”史稿》一文，总结、探讨明代“性学策”发展三阶段的特点：尊重编纂本、尊重原作及尊重自得或异说，在此基础上，解析“性学策”发展与明代思想史的关联性；认为，既然性理学是明代思想史的发展主轴，则“性学策”的发展与明代思想史的关系应当是密不可分；探究策问与程策在思想上扮演的角色，是动态掌握明代思想史整体的重要环节。北京大学吴国武的论文《策问宜用经义——科举试策与北宋真、仁之际的经学新变》，深入考察宋初以降科举试策的沿革及其学术导向，指出试策从专时务转向用经义，在诸多方面成为真、仁之际经学新变的重要推力。 　　此外，一些学者从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的视角探讨策问的功能与影响。王炳照先生、石焕霞提交的论文《科举制度与社会教化——以清代状元策为考察中心》，从答卷书写格式、用词避讳、书体演变等方面，阐释了科举考试的社会教化功能，加深了对科举考试教育功能的认识。金滢坤的论文梳理了唐代试策的主要结构和要素，分析唐代试策文体的时代区别和发展变化；提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大致遵循一定的格式，但相对较宽松，选拔标准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日本学者熊本崇通过实证研究，对绍兴二十一年周必大的省试对策与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的殿试对策进行比较，指出政治动向对举子对策内容有明显的影响，秦桧是否执政，影响到科举与太学考试的对策内容，考生对策迎合宰相，并非秦桧当政时期的独有现象。水上雅晴的《清代科举与策问——考官重视策问的实态以及汉学家官员的“再生产”》一文，以“考据学者为何陆续获得科名”为切入点，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清代考官重视策问的实际状态，阐明乾嘉时期汉学家官员辈出的原因在于，汉学家官员主要根据对策的质量发掘人才，推动其自身的“再生产”。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2.科举社会研究 　　相关论文4篇，除台湾学者李弘祺的《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一文，其余3篇均为日本学者所作，这也反映了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科举社会史研究的重视。 　　台湾交通大学李弘祺的论文《中国科举制度与家族结构的改变》，着重考察、分析了科举考试对两宋宗族组织演变的历史影响。指出：随着宋代科举入仕重要性的兴起，中古以郡望为基础的宗族观念逐渐被地方性大家族或宗族所取代；宋代科举实行地方解额的方法，使家族结构不仅要考虑血缘关系，也要考量地缘因素，导致宋代家族组织带有浓厚的地缘色彩。这种转变冲击了五世而终的家族观念，大家族的力量依靠道学家的支持，变成了中国后代家族组织的常态。 　　早稻田大学的近藤一成在《明州庆元府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以丰氏为个案：从丰稷到丰坊》一文中，利用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所载丰氏家族史料，考察南宋宁波四大姓氏之一——丰氏后裔丰坊的家族谱系、衰落原因，贯通宋、元、明三代，对明代丰坊的地位与影响作深入剖析，从一个侧面具体揭示了明代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明治大学樱井智美的论文，考察庆元科举合格者及其科举意识，论析当地士人社会与科举的关系，认为庆元士人社会是以宋代明州（宁波）地区士人追求出色的学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