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唐词十七讲》42结北开南周邦彦（一）.docVIP

PAGE \* MERGEFORMAT1 叶嘉莹先生《唐宋词十七讲》42“结北开南”周邦彦（一） 下面我们再看一位新的作者。除辛以外我们还选了三位作者，即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这三位作者中，姜夔大家还比较熟悉、比较有名，吴文英、王沂孙大家比较生疏。过去编选文学史的人，都认为吴文英、王沂孙等人的词晦涩、雕琢，而内容是空洞的，所以对他们在艺术上予以贬低了。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姜、吴、王三人都是没有科第功名，在仕途上又没有显达的事业和地位。中国词的演进很值得注意，初起之时，文人写词，很多都是仕宦中地位很显达的，韦庄是宰相，冯延巳是宰相，晏殊是宰相，欧阳修做到副宰相，范仲淹曾带兵在西夏边境防守，都是功名、事业、文章，道德不可一世的人物。可是词到了南宋末年，写词的人大都是事功上没有什么大成就的人，而这些词人的作品好不好呢？我过去讲过，一个作家的作品感发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一篇作品的好坏，一个大诗人跟一个小诗人的分别，就是因为他的感发生命是有厚薄、大小、深浅种种不同的。我们对韦庄、晏殊、欧阳修个人的品德先不管，他既然做到一国宰相的地位，他对国事就必然要有所关心。所以我说冯延巳的词，“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一晌凭阑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他为什么这么执著？这么不肯放松？宁可牺牲奉献自己，而要把感情坚持下去，这里有一个环境地位的关系。香港的一位学者饶宗颐就曾说：冯延巳有鞠躬尽瘁的“开济老臣怀抱”，他自己的命运与南唐国家的命运是结合在一起的，他负担着自己国家的成败危亡，怎能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呢？他的环境、地位迫使他去关心。而作为一个作者，总是关心面越广越大的，他的感发生命就越强，这是一定如此的。而有的人，像杜甫是不需要有什么重要的官职加在他的身上，他是以一位平民老百姓这样的身份来关心的。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是杜陵的布衣，一个平民野老，没有高官厚禄显要的职位，但我对国家的关心是不能放下的，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当然那些有地位的人，与国家的成败危亡结合得关系更密切，他是要关心国家的，但是平民百姓也同样是有人关心国家命运的。吴文英、王沂孙都不是达官显宦，但在他们的词中也都同样地表现了他们对南宋国事的关怀，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同。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了。我常说作为作品的本质最重要的一点是感发的生命。感发的生命如何传达出来？一般地说，在词的演进历史之中是曾经有一个转变的。什么转变？一般地讲，我们中国的文学，诗歌里边感发的生命本来都是以直接地传达为好，你可以用比喻，也可以用比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不管是用了比，或用了兴，总之你的感情是直接传达出来的。李后主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他的感发的生命也是直接传达的。辛弃疾虽然用了不少各种的形象，自然的形象，人事的形象，历史典故的形象，倚天长剑的形象，落花的形象，美女的形象。不管是“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还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只要一说出来，就带着感发的力量感动你了，都是直接的传达。这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一种传统。词最早也是这样的传统，可是词在中间经过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周邦彦。在中国词史上，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结北开南的转变，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前的作者大多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而周邦彦是以“思力为词”的。 但我说周邦彦用思力来写词，并不是说他有思想性、有哲理性，是说当他写词的时候用了安排勾勒的手段。他不像李后主内心有了感动就脱口而出，而是用思索来安排的。这句话怎么说？怎么写？他不是用直接的感动来写的，这是另外的一种写法。写《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就因为他一直不认识这一种的写作方法，所以他一直不能真正欣赏周邦彦的词，也就更不能欣赏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的词了。因为王国维对欣赏这类词走的路是不对的。比如你要到一位朋友家去，一定要认得路，才能找到他的门，如果不认得路，你就是整天到处转也找不到他的家门。我们批评、衡量一首诗歌是好还是坏，就跟我们裁判体操、女排、足球一样。女排有女排的衡量方式，男子足球有男子足球的衡量方式，如果用拳击的办法衡量女排那是不可以的。王国维的好处就是他对南唐这一类词人特别会欣赏，对冯延巳、中主、后主，还有受南唐影响的晏殊、欧阳修的词他真是掌握得很精微，能看到这些词内中最深处的那种感发的生命。可是姜吴等词入，人家不是用感发写的，人家不是走这条路出来的，人家是开另一条路出来的。王国维正是因为没有找到这条路，所以他一直不会欣赏南宋这一类词人的词。 关于周邦彦的词，以前在北京的唐宋词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