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所有制经济的差别保护.docxVIP

　　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且其发展、地位等受党和国家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而转变，因而刑法作为保障法，对其保护也依赖于宪法对其地位的认定。 　　自1982年我国《宪法》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来，其地位不断攀升，迄今为止，《宪法》已明确承认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强化，我国《刑法》对其的保护也在加强，这种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刑法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逐渐减少，如投机倒把罪的废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清除障碍；另一方面，刑法中保护财产犯罪的条文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 　　尽管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得到强化，但许多学者认为刑法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存在差别对待，体现在罪的不平等、刑的不平等①。 　　笔者在进行总结之后，认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现状有如下特点第一，保护条文的数量多寡不同。 　　我国刑法中保护公有制经济的刑法规定相较更多。 　　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有一些条文规定只保护公有制经济，如《刑法》第165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以及第167、168条的规定只保护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没有被纳入保护范围。 　　第二，刑罚的轻重不同。 　　侵犯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后果往往更加严重。 　　如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相比，国有经济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而非国有经济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则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前者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后者的法定最高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国有经济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构成挪用公款罪，而非国有经济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构成挪用资金罪，前者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最高刑是十年有期徒刑。 　　②如前所述，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与经济地位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刑法》中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力度在不断提高，但是刑法条文的数目与刑罚的轻重还存在差别，对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要更加完善。 　　对此，许多学者提出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保护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而且会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呼吁将二者同等对待，不再区分所有制形式，其主要论点有其一，有学者基于我国《刑法》第4条的平等适用刑法的规定，认为非国有企业取得与国有企业在刑法中的平等地位，既是刑法平等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之需要。 　　③其二，根据《宪法》条文中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宪法》是将公有和非公有经济同等对待的，因而《刑法》的区别对待是违反《宪法》的。 　　④其三，认为《刑法》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的区别对待有违市场经济的要求。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主体地位的平等，在刑事法律方面也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所有市场主体在刑法上应当一视同仁，得到平等而有效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刑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其四，有学者认为《刑法》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在立法上的区别对待，造成现实执法中对私有经济的保护不力。 　　现行刑法的区别保护的做法将会使得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成本要远远低于侵害公有制经济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同质的行为仅因所有制形式的不同而造成罪与非罪的区别，不利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且有身份立法的痕迹。 　　二、刑法区别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分析《刑法》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有其现实必要性，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保持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防止侵占公有财产、国有资产流失，需要对公有经济提供特别或着重保护。 　　因而有观点认为对二者的区别保护有身份立法的嫌疑，存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与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原则不相符合。 　　而笔者认为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与平等保护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抵触，《刑法》对于公有制经济的着重保护是有法律依据，而并非如有些人所说与宪法精神不符，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些学者将该条款作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无差别保护的宪法依据，其认为既然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后面规定的共同发展可以理解为平等发展，不该区别对待，应该对二者实行同等的保护，因而在刑法中应当消除对公有制经济的倾斜保护，如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合并等。 　　⑤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略有不妥宪法规定了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其在市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