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容隐制度与其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docVIP

论中西容隐制度及其当下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柴荣 【摘要】中西方古代经典故事中对于有关亲情的案件，会运用几乎相同的法律逻辑来处理，这反映了“容隐”思想是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中国古代构建的容隐制度体现了对亲情人伦的体恤，西方古代和近现代法律中同样都有“容隐”思想的体现，当下中国社会相关法律制度中缺失“容隐制度”，我们应该重新建构体现“容隐”人道思想的制度。 关键词：容隐制度 古代 中国 西方 一、从古代中西方两个故事说起 故事一：《圣经》的《列王记》上第3章记载所罗门王审案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两个妇女都争抢一个男婴，都说他是自己亲生。所罗门就吩咐说，拿刀来，把孩子劈成两半，两个妇女各一半。孩子的亲生母亲心痛孩子，就说：“求我主把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另一妇人说：“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所罗门认为不忍杀孩子的是他的真正母亲。把孩子判给了她。 故事二：元杂剧《灰阑记》的有一包公审案的故事。马员外家的妻妾二人争一孩子，包拯复审时，命人用石灰于庭阶中画一个圈，将孩子放置其中，宣称谁将孩子拽出来了谁即为生母。妾张氏不忍用力拽扯，大浑家马氏则将孩子用力拉出。包公据此判定张氏为孩子生母，并为之伸冤。 这两个故事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表达了同样的人伦情感。两位智者判案的逻辑前提基础都是基于人类母性本能的考虑，得出这样的结论：舐犊之情的本能体现为：宁可放弃权利，宁可自己蒙受冤屈，也不肯伤害眼前的孩子。 斗转星移，时间过去了千年，难道社会的变迁让人之为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人伦情感消失了？这个问题和最近几年法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如何转化为当下相关法律内容密切相关。 “亲亲相隐”之争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包括法学界、哲学界以及历史学界很热闹的一场争论。 2001年，范忠信先生在《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中分析了中国古代的许多人伦制度与西方人道法律制度的相似性，其中就用一定的篇幅阐述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认为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与西方近现代的亲人作证义务的免除等相关法律制度有“暗合之处”，闪烁着人性的亮点。2002年初刘清平先生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 , 郭齐勇先生等人反驳,随后众多学者参与“论战”。2004年,郭齐勇先生把主要的争鸣文章收入《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相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之后, 2007年初邓晓芒先生发表《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 双方论争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又是腐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亲亲相隐”思想实为腐败的帮凶。而郭齐勇等人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一定的价值。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腐败问题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而“亲亲相隐”与今日的腐败并无多大的相关度，既无明显的正相关，也无明显的负相关，最后得出结论，“亲亲相隐”之争并无多大的现实意义，争论双方都在放空炮，纯粹是学术资源的浪费。 究竟孰是孰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亦或各自论证这个问题时的切入点不同而导致论争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亲亲相隐”这一制度或思想本身进行分析， 论证这一思想折射出的人伦道德取向是否是人性善的体现，在各种法律价值利益中如何平衡这种人道情感与受害人以及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以及在当下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如何尽可能即体恤人之为人的自然情感又减少对受害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伤害。 二、中国古代的人道思想与容隐制度 自己的至亲至爱，例如，父亲违法了,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在几千年前孔子生活的年代，这问题就在困扰着人类社会伦常（自然法）与公共权力（人定法）两者之间的关系。《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经典的例子: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显然，主张“德治”、“礼治”的孔子并不赞成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以“人定法”破坏“ 自然法”。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对这一两难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孟子?尽心上》上说，假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作为天子和人子的舜该怎么办呢?孟子的答案是，先让当时的执法者皋陶“执之而已矣”，以维护人定法的权威，尽到天子的责任；然后作为儿子的舜，又当“窃负而逃”，背着父亲一起到海边隐居，“舜视弃天下犹弃鄙屣也。窃负而逃,遵滨海而处,终身忻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