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勤：贫穷的国.docVIP

张立勤：贫穷的中国[原载《南方周末》]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 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 面撒下了耗子药…… 贫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 工人村成了“度假村“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像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就成了大问题。“没人管我们了。“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方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卖日用 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 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 ：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 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 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打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比贫困更可怕的疾病“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时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市。自行车是一个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趿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角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