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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 一、中国信访制度概述： 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 从现行制度安排看，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信访条例》是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但适用对象仅为国家行政机关，但是地方立法适用对象不仅包括行政机关，也适用于地方人大、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如四川省1996年实施的四川省《信访条例》实施细则，具有全国范围全面约束力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问题归口分工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1991]19号通知） 二、中国当前信访十分活跃的原因。 根本原因：中国从建国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政府对社会公众高度控制的单位社会成功转型为改革开放、公民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众获得更多自由权的契约社会，基于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广阔，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而不管其利益是否正当、合法。 同时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公民的正当权利与合法权利确实存在着广泛的冲突，部分地方政府、部门服务意识不到位，不作为现象较为明显，以及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再加上司法救济渠道不畅，人民群众不得不寄希望于信访。 三、中国信访过程中的尴尬现象。 1、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 2、在各地，人大、政府、公检法几乎都设有信访部门。“多跑一些地方，也许总有一个部门管吧”，上访者往往抱着这样的心理，但他们得到的结果却很可能是“踢皮球”。 3、当前的信访现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又制约并引导着信访工作的方向，这使得信访制度与法治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当稳定压倒一切时，所有的信访机构都成为社会稳定工作的指挥部，“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 4、信访者热衷于越级上访，信访工作面临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洪峰”。上访者倾向于相信，他所反映有问题的政府，跟其上一级政府免不了要“官官相护”，因为如果他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按照这个制度逻辑，上一级政府也是有领导责任的。只有再上一级政府，或者更高级的政府，才没有官官相护的嫌疑。虽然下管一级和向上负责的制度逻辑，又使得哪怕是越级上访在层层批转之后，最终还是由县政府来处理乡镇政府。上访者也明白这一点，但他认为，如果有更高级政府的“尚方宝剑”在手，县政府在“官官相护”的时候便会有所忌惮。 四、信访制度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对上访者、社会的负面影响： 1、上访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经历，为了通过上访得到一个“说法”，他们不惜荒芜田园，将金钱和时间抛掷在漫长的上访路上。这一切，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让上访者自身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碰到为了“政绩”而不顾一切的权利主体，信访者的人身安全与自由都会付出承重的代价，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终生幸福乃至什么的代价。 2、从法律地位看，信访工作机构并不具有行政的职能和权力，也不是单独序列的国家机构，其处理信访事项的权能有限，不可以也不可能去解决本应由负有一定职责的国家机关办理的社会事务，据学者于建嵘的调查，上访实际解决的问题只有千分之二。 3、对于政府来说，成本也是高昂的。 且不说政府在信访上所付出的正常的人员与设备代价，现在单单是政府为降低信访量所花的钱就是难以计量的，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本还包括：堵住信访的源头所花的人力物力；拦截上访人员所花的人力物力，从北京或省城拉回上访人员所花的钱。 4、在道德上的，它降低了政府的威望。 首先是由于上访结果的高度或然性，导致公民对法律与政府的不信任； 二是由于许多上访的结果是对正规制度内解决结果的否定（例如判决、行政决定），这进一步造成法律与政府威信的流失； 其三是由于信访制度是一个在正常制度运作以外的制度而存在的，走上上访之路本身是对制度内解决结果的不满而作出的选择（有部分确实是在制度内没有寻求到公正的结果，或当事人认为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如我们提高信访制度的强制性，并因此而危及政府官员的利益的时候，就会促使政府官员用法律以外的手段去解决“信访率”，甚至追求“零信访”，以提升自身的形象。这就必然产生对政府行为的“非法治导向”。 五、公民应该通过理性方式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 信访是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机制和诉求表达方式，是中国特殊国情情况下，私权利主体实现利益的最后途径。由于其实现利益具有高度或然性并且实现利益成本十分巨大，建议私权利主体不要随意启动，而应该通过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主张自己的利益。 目前我国公民实现利益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