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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五言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跃”的大发展时期；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交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他们继承了建安时期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光芒。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以下文段即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 正文： 按照一般的习惯，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限为东汉的建安，下限为隋朝的统一。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然后北方历经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南方从偏安的东晋到宋、齐、梁、陈相继，最后南北归于隋朝的统一，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为起点，至西晋立国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陶渊明，李白。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张华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和郭璞。其中潘岳、陆机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 西晋灭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时期的谢灵运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