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性犯罪.doc

第 PAGE 第 PAGE 7 页（共7页） 汉代女性犯罪问题考述 作 者：郭争辉 指导教师：孔永红 摘要：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顶峰出现在西汉。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王朝，在法律制度方面，既有对秦律的参照，又有自己独创的特点，尤其是在女性犯罪方面。汉代女性犯罪，是指在汉朝，女性作为犯罪主体所实施的触犯当时刑律，破坏家庭稳定，危害社会安全，因而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女性犯罪也成为西汉社会犯罪的重要的一部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的社会生活少于男性，其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家庭婚姻内部。这就导致了女性犯罪的空间比男性更为狭小，犯罪也带有家庭性和从属性的特点。在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从汉代女性的地位，犯罪原因，犯罪种类等方面,看到的仍是男尊女卑同罪异罚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汉代；女性；犯罪 女性在封建社会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的存在，地位如同婢妾，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家庭内部。对于犯罪的问题，从男性角度进行研究是研究的重点。由于女性的不受重视，一直很少有把汉代女性作为犯罪主题的研究。本文将从汉代女性的地位，犯罪原因，犯罪种类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汉代女性犯罪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一、汉代女性地位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按照儒家三从四德思想，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主要是家庭生活。然而，汉代是经秦朝之后的第二个王朝，封建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还不如宋明时期。妇女还能作为独立的人存在，很多权利并没有受到严重侵犯。秦偏居北方，民风开放彪悍，这一点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汉代妇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代社会妇女在经济生活中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在家庭生活中也有一定的自主权。 婚姻是男女双方缔结为姻亲的一种社会关系，按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一定的礼节而行，是六礼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封建婚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不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包办买卖婚姻。汉代妇女的生活处境和其他时期相比，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尚未完全贯彻，妇女受礼教的束缚比较小，对于婚姻有一定自由，不觉得再嫁是可耻的，贞操观念薄弱。在选择夫婿，离婚，改嫁的问题上，自主意识觉醒，充分行使了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决策权利。 （一）自主婚姻对象 众所周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大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守寡后，因一曲琴音倾心于司马相如，雪夜与其私奔。因司马相如家徒四壁，她当炉卖酒。在司马相如欲纳妾时，绝语讽之，甚至呼唤“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等千古女性的呼唤，也只有在女性有婚姻自主权的时代才能大声喊出来。卓文君能够再嫁有一定原因是仰仗家庭经济富裕，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允许妇女再嫁，反映了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地位。 （二）再婚再嫁的自由 李琼英在《从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看女性地位变迁》[1]中曾提到古代的离婚都是夫家掌握“出妻”之权，女性不能自主选择结束婚姻。可以看出，女子在离婚这个问题上是完全被动的。在离婚之后，男子不受影响，可以再娶，而女子则只能回娘家，并且不得另嫁他人。这种现象是受到封建法律的保障和肯定的。依我看来，这种现象并不适用于汉代。 “求去”即解除婚姻关系，在汉代，夫妻离婚是比较自由的，并且女子有主动请求离开丈夫的权利。《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刘安“生子迁为太子，娶皇太后外孙修成君之女为太子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泻事，乃与太子同谋，令诈不爱，三月不同席，王佯怒太子，闭使与妇同内，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之。”[2]这个案列是典型的汉代贵族离婚。虽然太子妃求去，显然太子有故意冷落之意，是太子有错在先。太子妃觉得委屈可以“求去”，这也正是说明了在汉代，妇女如果觉得自己在婚姻中受到委屈，是有一定的主动权的。 其他朝代女子被夫家休后，只能回到娘家守节，如果再嫁被人所不耻。可是汉代妇女在离婚之后，是自主嫁人。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休之后依旧有县丞的儿子求娶。孔光曾说：“夫妇之道，无义则离，有义则合。”既然夫妻之间没有情谊，完全可以和离。如高祖的薄姬，文帝之母，曾是魏豹之妾。魏豹被韩信大败后，薄姬被迫入刘邦后宫。景帝皇后王氏先嫁金氏，其母臧儿算卦得知女儿命贵，强迫与金氏离婚，改一文而又入太子宫。 古代封建婚姻制度的确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汉代是发展较早的时期，很多对女性约束的规矩没有真正完全的确立，传统礼教正处在一个向下渗透的过渡阶段，在人们的意识中再嫁是可以接受的，婚姻制度严谨性远不如汉朝以后的那些朝代。汉代统治者和儒生也倡导贞操观念，鼓励女性遵从礼教，这只是一种宣传，并没有任何的强制手段去执行。 二、汉代女性犯罪原因 （一）社会原因 儒家思想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远远多于男性。中国古代女性实施犯罪的案发率与儒学的地位成反比。即儒学的地位越不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