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败亟待标本兼治文档资料.docVIP

吏治腐败亟待标本兼治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于2009年曾经强调指出：“吏治腐败是危害最烈的腐败，也是干部群众最为痛恨的腐败。用人上的歪风邪气刹不住，党在人民群众中就得不到支持，党的执政地位就要受到危害。”［1］近几年来，我国治理吏治腐败同整个反腐败斗争一样，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0年4月的调查结果显示：XX局长、交通厅长、XX局长、县委书记、XX部长等成为官场十大高危岗位。［2］县委书记、XX部长位居十大高危岗位的第四位和第五位，其主要原因不言而喻，就是由于他们掌握着干部任免去留大权，其中有些人利用职权大搞任人唯亲、买官卖官。根据中央要求和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对吏治腐败进行标本兼治。 　　一、查处“王茜事件”的两点启示 　　据报道，2012年4月发生在湖南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湘潭拟任90后女副局长”事件已经查清，相关人员已经受到处理。事件中的拟任副局长王茜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王达武之女，1991年10月出生，2010年10月，被违规聘用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XX局重点项目办工作人员；2011年10月被违规登记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同年11月调到湘潭市岳塘区XX局工作。2012年4月，湘潭市岳塘区委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研究决定其为区XX局副局长拟任人选并公示。［3］ 　　“王茜事件”是吏治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王茜事件”的查处，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是要充分认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我们看到，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十分必要、富有成效的。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王茜会被直接任命为副局长。而有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就能让群众有知情权、监督权，帮助党委和XX部门把关，减少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其二是要充分认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尽管现在有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王茜之父仍然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不足21岁的女儿推上领导岗位，王茜之类的干部子女仍然能够顺利通过公示之前的一道道程序，成为拟任领导干部并予以公示；如果不是因为王茜是“90后”，让人们感到事情过于离奇，她仍然可以顺利当上副局长，即使群众提意见也可以置之不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仍然可以形同虚设。由此可见，在我国吏治腐败现象是何等严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何等紧迫又何等艰巨！ 　　二、吏治腐败的两种突出表现 　　干部任用中的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4］因此，一切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利益的领导干部，都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腐败行为。在干部人事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腐败现象，一是任人唯亲，二是买官卖官。 　　首先是任人唯亲。冯军旗，这位挂职县长助理的在读博士生，在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中，反映了他挂职的那个有代表性的农业县的“政治家族”现象。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却有1000多人。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的政治“大家族”和140个副科级及以上2-5人的政治“小家族”。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比如，官位有“世袭”，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5］据此测算，在这个有代表性的县里副科级以上干部中，属于“政治家族”网络的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50%。像“中县”这种“政治家族”网络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大致说来，这种“政治家族”网络中的干部可能占干部总数的20%-50%左右。 　　其次是买官卖官。有些官员不惜花巨资去跑官、买官、保官、升官。官帽待价而沽，官员量“财”录用，如今此类新闻总给人“旧闻”之感。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突击提拔102名副厅级干部，获利750多万元；海南省工商系统的买官卖官案，涉及全省8个县市的XX局长；河南省卢氏县80％的党政部门的正职官员都向县委书记杜保乾行过贿；吉林省靖宇县几乎所有的科级以上干部，都给县委书记李铁成上过贡……卖官买官闹剧愈演愈烈，绥化市马德案又创新纪录，此案涉及领导干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