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力文档第二十三章 王夫之与明末清初文论; 第一节 重倡诗教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他生当明清之际，目睹了明代的腐败与灭亡，也参加了明清之际的反清斗争。明亡后潜入湖南衡阳西北的船山著书，近四十年。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的诗学是明清之际文学批评的重要成果。它既是对明代诗学流派的总结与反思，同时也对清代的诗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王夫之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诗教的重倡。这是王夫之针对明亡的教训在于教化之不振而立论的，他从深重的兴亡之感来论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在内。这一点可以说是王夫之诗论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其他人物相异的地方，也是他不同于清代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诸人诗学之处。以往有些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将他纳入清代上述诸人的诗学范畴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夫之对明代文坛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都不赞同，他自觉地立足于重建传统诗教，对中国古代的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反思。
;王夫之诗教说从总体上说来，是力图兼顾教化与诗情两端。他认为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过情感的熏陶来潜移默化，影响心灵。他在《姜斋诗话》中说：“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在《古诗评选》中说：“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情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一遵路委蛇，一拔木通道也。”但王夫之同时也认为，诗中道情，情中又有志。在《明诗评选》卷五针对徐渭《严先生词》一首评论道：
;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桎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
;王夫之认为，诗教中的情性还是以传统的礼乐与文章作为内涵，而杜甫之诗越出了这种风教轨道，是儒教之罪人。对于明代思想解放的执牛耳者李贽，王夫之更是大加挞伐：“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姜斋诗话》卷二)他对李贽等人的思想解放理论出于卫道的目的是很鄙视的。
;明代思想解放的文学潮流都对当时兴起的民间通俗艺术持肯定的态度，因为这些来自于民间的文艺具有一般正统诗文与雅乐不具备的新鲜活力，但是王夫之对这一切却仍然持鄙视的态度，用传统的雅俗之辨去看待这些新事物，他说：“故俗乐之淫，以类相感，犹足以生人靡荡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动志士幽人之歌泣。志虽不正，而声律尚有节也。……志有范围，待律以正；律有变通，符志无垠；外合于律，内顺于志，乐之用大矣。”(《尚书引义》卷一）在王夫之看来，“志”是统率艺术形式的根本，音乐以志为本，当然就要对不讲教化而以声律悦耳为美的俗乐加以排斥了。;他认为那些近乎雅乐的俗乐最好的地方也不过是可以用来感动志士仁人的歌泣而已，其他的功用就只能说是“生人靡荡之心”。对杜甫反映民间疾苦的一些诗他更是百般讥诮，比如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千古名句，他却指责为“杜陵败笔”，“为宋人漫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唐诗评选》)，并且毫无依据地根据自己对李白的喜好与对杜甫的贬斥，说李白是后世雅诗的榜样，而杜甫则是唐以后俗劣之诗的罪魁。他在《明诗评选》中说：“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入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入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捩柁维樯更不得也。”这更是有点信口雌黄了。;众所周知，李白多受汉魏以来的乐府诗的影响，而杜甫倒是受魏晋以来文人的近体诗的影响。但王夫之却无端地以杜甫破坏风教为由，对他的诗作横加指斥，这说明他的诗学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制约，显得十分保守。当然在另外一些地方（如《姜斋诗话》），他对于杜甫还是有所肯定的。
; 第二节 对“兴观群怨”的再释 ;王夫之的诗学也呈现出内在的矛盾。他看到了诗歌毕竟是用来言志抒情的，是不能简单地用诗教概念全部加以说明的。王夫之对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很感兴趣，认为它足可以概括诗歌的各种功能与作用，重构他的诗教理论体系。他在《姜斋诗话》卷一中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 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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