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二十章金元文学批评.pptx

第二十章 金元文学批评;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元外族统治者相继蚕食、统治中原之后，加紧推行程朱理学，以控制士人的思想，即使是元代杂剧，也不乏这类说教。金元时期，由于统治者崇尚宋学，模仿南人，审美理论也基本沿袭宋人，以性理之义来规范文艺。金代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若虚、赵秉文和元好问，其中王若虚主要继承舅父周昂的文学观点。;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的《文辨》、《诗话》和两组《论诗诗》，主要强调“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斥责“穿凿太好异”的诗风，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模仿李贺、卢仝险怪诗风和黄庭坚的创作倾向加以批评，指责他们“好作险句怪语”，“东涂西抹斗新妍”。赵秉文的文学观点则从“明道宗经”的立场出发，提倡畅达自然的文风，力辟奇涩险怪的文风。 ;金元时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较为复杂的态势。当时是一个动乱分裂，异族统治汉人的年代，文士们身处此时，心情是非常痛苦与复杂的。他们既怀有不甘臣服的心情，向往汉唐盛世，又不得不受理学君臣观念的支配。民族主义情结与儒家的君臣大义时常纠缠于心。因而，他们力图恢复儒家的道德传统，在思想上力倡以诚为本的审美精神，尤其是元好问的诗学，对中国有史以来诗歌发展的得失利弊做了全面的反省与总结。;元好问推举汉魏风骨，并且有意识地引进两宋理学的正心诚意的理念来确立诗学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儒学面对严重的精神危机时所做出的回应，也是严羽诗学情结的再现，并为明代的复古主义思潮做了铺垫。金元时代的文学批评，明显地具有过渡的性质，但是由于处于特定的风衰俗怨、动荡纷乱的年代，因此，文论家中的一些人如元好问的诗学，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与思想意义。;第一节王若虚的文论;王若虚（1174—1243），金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承安进士，官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论文主张辞达理顺，于诗反对模拟雕琢，推崇白居易、苏轼，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人深表不满。曾著《五经辨惑》等十余种，对汉、宋儒???解经之迂谬，及史书、古文之字句疵病，颇加批评，所著有《滹南遗老集》。 ;金元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一样，当时特定的民族危机和严峻的现实情境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忧患精神。他们开始直面人生，走出江西诗派所构筑的自我封闭的巢穴，从而对文论的内在精神有所激活。其具体表现便是对江西诗派理论的进一步清算，以及对诗歌精神的张扬。 ;王若虚文论从理论建构本身来说成就并不大，但其贡献在于对诗歌精神的重新彰显。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创作中自我意识与个性精神的弘扬。江西诗派以法度代替开放，使自我意识与个性精神淹没在夺胎换骨一类的模拟古人身上，其结果必然是对自我意识与个性精神的扼杀。而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与良知的呼唤，使得文士不得不面对社会人生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涌动在诗潮意识中，便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主体意识的觉醒。王若虚提出：“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论诗诗》)这是直击江西诗派拟古法的要害。他强调诗文的内在灵魂是“意”，但他倡导的“意”，乃是一种主体意识。;他赞同舅舅周昂的话：“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金史·周昂传》）这里批评的是江西诗派以技役意，法度之工，雕琢之精，反而淹没了其中的主体之意。江西诗派也并非不言意，但他们的意主要是指对于前人之意的翻新，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一类便是从属于这类主张的。王若虚重视主观之意，即意味着对于文士创作主体意识的激活。 ;这种意识明显地展现在他的文艺批评标准之中，比如对于白居易的批评便是如此。唐末司空图曾从道家的冲淡风格与唯美意识出发，讥刺元稹、白居易为“都市豪估”（《与王驾评诗书》），认为元、白之诗作过于关注现实人生，风格太张扬。而王若虚则生活在一个现实情境异常压抑与苦痛的年代之中，作为良知未泯的文士，他与元好问等人一样，立志关注现实人生，因而白居易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精神，深得其叹赏。他对于白居易诗作多次加以好评： ;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滹南诗话》卷上）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捻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滹南诗话》卷上） ;前一段文字比较了白居易与孟郊，认为二人各有千秋，但似乎更为欣赏白居易，认为二人的诗作是哀乐之真，发乎性情，这是诗之正理。这与他提倡的以意为主是相互发明的。后一段文字则赞美白居易诗作情致曲尽，随物赋形，是那些模拟古人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通过对古人的评论来确定自己的论文标准，针砭时弊，这是金元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王若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