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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规划史 20世纪50年代是升创、学习、打基础、实践建设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受经济、政治气候干扰时期,出现曲折和徘徊，发展受到影响。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得到迅速恢复、全面大发展时代。 进入新世纪又更上一层楼，朝着更高方向发展。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阶段(1949-1952 ) 解放前的大多数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布局极不合理;市政设施及福利事业不足，居住条件恶劣;城市化程度很低，发展也不平衡，内地许多城镇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根本没有现代工业与设施。 1949年5月上海,全市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就有322处, 共居住着115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阁楼”,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些居住地的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管城市建设的工作部门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下设的基本建设处。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工程部，主管全国建筑工程和城市建设工作。 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这一时期较为重点的城市建设，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内的棚户区改造与工人新村的规划建设，如北京的什刹海、龙须沟，天津的墙子河、金钟河，上海的肇嘉浜等，上海新建了第一个完整的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天津在中山门、西南楼、吴家窑、丁字沽、王串场、唐家口等地修建了工人新村。 曹杨新村始建于1951年。 均为两层立柱式砖木结构,五开间,坐北朝南或坐西向东。每个单元建筑 面积为275平方米,居住面积173·4平方米。大户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小户居住面积为15·3平方米。每层均辟有公用厨房,为5户合用。厕所设在底层,为同一个单元内的10家住户共用。 1949年5月22日，北京的前身—北平市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梁思成建议北平应当采用4种不同的“体形基础”，即分区、邻里单位、环形辐射道路网、人口面积有限度的自给自足市区。 “分区是将市区内居住、工业、行政、游息等等不同的功能，分划在适当的地区上”。 “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远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若不幸而有空袭的危险，则分散的目标比广大集中的目标的安全性也大得多。” 巴兰尼克夫方案 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建设局局长曹言行、赵鹏飞的“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可以看出将行政中心设于原城区以内的意见占了上风，而且对苏联专家的意见予以肯定。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阶段(1953-1957 )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一次由国家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工业城市的城市规划活动为主，为保证156项重点工程布局合理、选址得当、配套建设，中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积极开展了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不仅促进了工业建设的发展，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序幕。 “一五”期间，城市规划与其它行业一样学习苏联，从规划理论、规划程序、规划方法到技术标准。方法主要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1952年到1959年，建工部（城建部）先后聘请穆欣、巴拉金、萨里舍夫为苏联城市规划顾问组组长。 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城市无一不是苏联专家参与制定的 培训了一大批中国规划技术人员 参与制订中国最初的城市规划标准 指导部分城市的规划制订工作 穆欣参与规划的城市：沈阳(1952年8月)、上海(1953年9月)，、郑州(1953年)、石家庄(1953年) 巴拉金参与或指导规划的城市:武汉(1953年); 吉林(1954年);包头(1955年);郑州(1954年上半年) “一五”期间，国家非常重视工业厂址的选择。采取的方法是有国家建委同意组织选厂工作组，吸收有关部门，如城建、铁道、交通、地质、水利、电力、公安、人防、卫生等部门参加，进行实地考察，现场研究方案。工作组分工业、城市、交通、能源、工程地质、水资源等若干小组。小组讨论，大组集中。 第一，互相沟通，互相学习，取得共识。第二，发现问题，就地协商解决，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从区域发展来安排工业厂址，有利于拟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 强烈的工业文化的理性主义色彩 “集权模式”，政府成为城市建设复杂过程的唯一控制者和参与者 城市规划为国家和政府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行政手段，城市规划是纯粹的物质和工程设计，规划师只是技术人员，不参与决策过程， 规划部门只是作为横向平行结构的组成部分，任务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城市发展既不能提出计划，又不能进行控制。 1953年5月5日中苏签署了《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