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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企业年金替代率研究*_敏感性分析 论文导读:：企业年金在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年金替代率是企业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构建了一个测算企业年金替代率的现金流平衡模型。基于现金流平衡模型，我们对影响企业年金替代率的诸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不同于大多数的以往研究方法，我们应用三状态Markov转换模型分析了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的走势。研究表明，延长退休年龄或提供投资收益可以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因此，必须通过改善企业年金资产的投资环境，实施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措施，为促进企业年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论文关键词：企业年金，替代率，期限结构，敏感性分析 一、引言 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3.77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73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1.73亿。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5.22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39亿，60岁以上老龄人口4.38亿[①]。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建立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体系设想。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对个人而言，企业年金丰富了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渠道、拓宽了退休收入的来源、带来了延迟纳税的好处；对企业而言，企业年金丰富了用以吸引和留住员工的福利计划，同时也享有延迟纳税的好处；对国家而言，通过颁发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年金计划的发展，鼓励以企业和员工为主体解决养老问题，可以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速以及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不断下降，客观上要求企业年金发挥越来越大的补充作用（卢仿先、张洁瑜，2009）。 养老金制度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保障公民老年生活的重要公共政策选择。由于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养老金制度的天生弱点是以社会理性代替经济理性，当其理论前提阿伦条件(Aaron condition)不成立时(Aaron,1966)，即出现了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就会入不敷出，财政不堪重负，从而宣告现收现付制失效。即使在简单的经济中，引人现收现付制不仅有可能大幅度降低资本存量(Kotlikoff,1979)，还有可能严重扭曲劳动力供给(Diamond,MirrlesS,1978)。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性养老金制度改革正是因为大部分国家人口进入老龄化，以及经济增长减速而引发的，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工薪税、降低养老金待遇标准等政策措施的作用都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以基金积累制(funded fully)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年金制度自然地成为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性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Feldstei (1996)认为如果将美国现收现付制改变为以积累为基础的个人账户制的话，将提高25%的总资本存量，并可以带来5.7%的GDP增长。企业年金制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在明确职工年金缴费的产权、提供工作和投资激励的同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企业年金替代率是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职工退休后每年领取的企业年金额与本人退休前一年工资的比例敏感性分析，用以表示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收入替代职工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是养老保险平衡的基本变量之一，它一方面反映参保职工退休前的缴费负担，另一方面也反映参保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研究企业年金替代率水平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退休养老金收入相对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合适比例，以确保退休职工与在职者收入的均衡。替代率太高，会造成参保职工在职期间与退休后收入无明显差别，降低工作积极性；替代率太低，参保职工退休后从企业年金获得的收入较低，生活水平可能受到影响（张郧，2009）。企业年金替代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也与企业的长期经营效益有关。 企业年金替代率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关注。部分学者根据当时的经济与人口特征，测算并分析了中国企业年金替代率。刘昌平（2005）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提高投资收益率对于完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有积极意义；卢仿先和陈芳芳（2006)认为企业年金本身能提高退休收入替代率。在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作了一些不确定性随机模拟尝试，如郑婉仪和陈秉正（2003）等针对投资收益率的金融时间序列波动性特征，通过设定年收益率的对数正态分布参数来预测各期的收益率；徐颖和张春雷（2009）应用随机波动模型模拟计算投资收益率。在新的形势下，经济、人口等环境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我国2006年开始使用《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很多以往研究是基于老的《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根据统计数据，工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