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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源流、理论、方法与实践 在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对与大众传媒紧密相关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日益增长的学术兴趣，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景观。一般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或研究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其研究成果，即著名的“伯明翰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伯明翰学派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文化研究的学术热潮。文化研究吸收了不同了方法和理论基础，日益发展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径，为现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方法和思路，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尽管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参与当代文化研究方面已经作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并在译介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一些本土化的个案研究，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多在文学、美学等人文领域。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更是需要在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本土的媒体文化研究，为当下的文化实践提供契合本土现实的理论阐释。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期学术焦点，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文化研究这一热点问题，侧重选取一些与传媒文化研究关系较为紧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欢迎诸位提供宝贵意见，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编码，解码 ----------------------------------------------------------------------------------- 斯图亚特·霍尔 (2006-04-14 08:56:23.0) 传统上，大众传播研究已根据信息流通或流通将传播过程概念化。这个模式由于其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特征，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一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这势必要把这个过程当做“主导的复杂结构”。诸多实践相联系，然而，每一项实践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形态、保持着自身的种种形式和存在条件，从而使这些实践得以维持下来。 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种话浯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怍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产品”就是以这种话浯形式流通的。因而，这一过程在生产的一端不仅需要它的物质工具—一“手段”，还需要自己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诸多实践在传播机制内的组织与结合。但是，产品的流通和针对不同观众进行的产品分配都是以这一话语形式发生的。话语一旦完成，接着就必须转译——改造成社会实践，如果流通既圆满又有效果的话。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作用。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虽然每一个环节在表述中对于作为整体的流通都是有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下一个环节，尽管要根据下一个才能把它讲清楚。因为每个环节都有它特殊的形态和存在条件，所以每一个都是对“形式渠道”的打破或中断，而有效生产的流动(再生产)就是依这个“形式渠道”的连续而定的。 因此，既然不可能把研究限制在“仅仅产生于内容分析的渠道”，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从流通的角度看)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要认识到“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的环节，尽管二者与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相比仅仅是“相对自治的”。一个“未经加工的”历史事件不能以这种形式通过电视新闻来传播。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在以话语符号传送的这一环节中，历史事件服从语言所赖以指涉的所有复杂的形式“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此时，话语形式的次要规则“占主导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使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使这种次要规则于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以及以这种方式被符号化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复存在。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换，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重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信息”形式是一个确定的环节；然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它仅仅形成了传播学系统的表面运动，并且需要在另一个阶段融入到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中去，传播过程是一个整体，而它只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根据这种一般看法，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电视传播过程的如下特点。广播的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都是制作一个节目所必须的。这里，生产建构了信息。那么，在某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