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docVIP

文史哲精要·文学写作 PAGE 2 “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蔡蕾蕾 历史文化学院 2012011173 1935年7月5日天津《大众报》上有一则报道，是这样记述的： 长汀通讯-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三月中旬，于长汀水口地方被保安十四团钟绍奎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琪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三十六师军法处反覆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予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有余，毫无讯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 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似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 关于《多余的话》 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青年，在行刑前的那个晚上，在那个他待了数月的监闭室里，挥动手中的毛笔，看似铿锵有力。他将自己的内心深度剖析，丝毫没有掩饰与遮挡，将心中的苦闷、疲惫、脆弱与真诚留在了这将近两万字里。《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的绝笔，他终于可以拥有“甜蜜的”“伟大的”“可爱的”休息了。我反复读了《多余的话》五遍，内心强烈地感受到了瞿秋白这十几年在政途上的衰惫与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对世界的热爱与不舍，“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他毕竟是一个将行之人，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吧！ 《多余的话》是几页快被翻烂了的书，历史上对瞿秋白《多余的话》最好的定性莫非陈铁健了，他在他的《重评〈多余的话〉》中对其有深刻的理解：“其实，《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可惜在过去的70多年里，瞿先生在天堂过得并不安稳。正如瞿先生自己所说的“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在《多余的话》中，他吐露心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在众人之下，坦诚的说话，而不是自我评价。在这本绝笔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在政治上真诚的检讨，他在学术上谦虚的态度，在人生走到尽头时的一种对回到文学之“家”的渴求，毕竟是一个书生，却要在这个“历史的误会”中，扮演着政治上沉重不堪的角色，于我，看完内心已是感到不忍重负，甚至觉得这一声枪响是一针安乐剂。可是他亲笔写下的“白纸黑字”竟然成了他“叛徒”罪名的唯一证据，甚至在“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掘坟抛尸，这位伟大的忠诚的革命家的英魂该如何安放！这位把评判权交给他忠心的党与同志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竟是得到了一个不齿的“叛徒”的称号。“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毕竟瞿先生已经身陷囹圄不能自保，未来历史的是是非非他已经不想思考，对他而言，不再思索就是一种休息。所以他并非悻悻离去，但他也一定未曾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出吧，不然他为何在开头就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他以为，就算不说，他的真心已经昭然若揭，他说的这些“多余的话”，乃是内心疲惫、苦闷、孤寂与痛苦的宣泄，乃是正话反说，乃是对他热爱的党与马克思主义最真挚的告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他是坚定的拥护者。依然是那句话“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当瞿秋白的叛变案被渐渐平反，瞿先生的亡灵才有了慰藉。 关于“多余的人” 瞿先生对俄国文学有着特殊的热爱，在绝笔最后还提到“屠格涅夫的《罗亭》……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他对罗亭曾评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这里的鲁定即罗亭。我们其实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喜爱罗亭，因为他在罗亭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瞿先生就是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不停地奋斗的一个形象，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叹息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觉得对什么都学过一点，读过一点，却都没有专注研究，也缺乏经验，看到现实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