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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节日名人故事 　　 　　上课跟写文章是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来说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在你觉得困难的问题上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我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须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如果遇到一个字有两种读音，那么你必须事先了解这个字在这个名字中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常有人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又获得了学生的信任。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再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重要。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平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当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仅有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我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让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这四十年中，我在各地上课，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绝不坐着。 　　 　　你们就想象我上课时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步伐变得如同艺术的舞步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向下一踏，再高高地飞身而起，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规范，但这没关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了学生会心的笑声，他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这样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立马瘫倒在沙发上，像一头生病的猪。但这也不重要。 　　 　　与生活相通 　　 　　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相通的。为了深入浅出，你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运用你自己的生活体验，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的未修饰过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言语”，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为了说明“特征”是什么，你把你全家三口都“搭”进去了，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时，我四十多岁，住在校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有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我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 　　 　　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处境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她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的唠叨。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杀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希望，因为他总是站在他母亲的一边。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来，一下子夺下我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书包，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的，什么也不干，是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地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这里有我正在读的夹满了纸条、画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