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慈善意识影响因子分析及动员策略.docVIP

PAGE PAGE 1 城市居民慈善意识影响因子分析及动员策略 　　摘要：慈善意识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慈善捐赠行为及慈善事业的发展。问卷数据的因子模型分析显示，影响城市居民慈善意识的因子主要有四个，依次是文化因子、制度因子、经济因子以及信任因子。因此，要提高居民的慈善意识，促进城市居民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事业，除了有待于居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外，还必须采用加强感恩教育、完善慈善制度、加大慈善宣传力度、增强对慈善组织及制度的信任感等动员策略。 　　关键词：捐赠水平；因子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3　　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慈善捐赠是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渠道，捐赠者的经济差异是决定捐赠水平的主要因素[1]。依此可以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居民慈善捐赠水平持续较低的原因在于居民经济收入仍然处于较低阶段。有数据表明近10年来，中国居民年均慈善捐赠额度甚至不足1元[2]。另一方面，由于最近两年中国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如汶川、玉树地震等使得中国居民私人捐赠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指出，“5?12”汶川特大地震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使2008年的个人捐赠首次超越企业捐赠，达到了458亿元，占全社会捐款总额的54%，完全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20%的格局[3]。但近期发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又对普通民众的捐赠意识造成重大伤害，导致2011年中国慈善总收入急剧下降。这几个方面的矛盾现象很容易引起我们对公共经济学关于捐赠理论的反思与质疑，即非经济因素似乎更能影响人们捐赠的水平。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中国居民的捐赠动机？影响捐赠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因素有哪些？对于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居民群体，他们的捐赠行为与认知表现出哪些特征？捐赠意识是否存在差异？笔者试图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回答这些问题，并进而对提高私人捐赠水平提出政策性的建议。 　　对私人捐赠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而对于捐赠动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视角，分别是规范取向的利他主义解释、经济学取向的理性选择解释及社会学取向的声誉解释。 　　早期规范主义取向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进行捐赠，完全是出于他们对某些社会群体福利状况的关心而不图回报的无偿帮助[4]。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捐赠被认为是一种纯利他行为，捐赠动机则是一种纯利他动机。这种利他主义的解释主要来源于西方传统规范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强调慈善中的德性开始，“在一切德性之中，慷慨可说为人最钟爱，因为在给予中，可以有助于人”[[5]，到康德的普遍道德律，一直到孔德和斯宾塞的利他主义。这些规范性的解释都把人们捐赠的动机归结为要么是某种上帝赋予的情感，要么是理性思索下的道德选择，要么是纯粹生物性的本能。但这种捐赠动机规范取向解释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法回答究竟什么是道德情感或者本能，以及这些道德本能从何而来这些根本性问题。同时基于纯利他动机所建立的捐赠模型也被一些研究证实缺乏对捐赠行为的良好解释和预测能力，特别是在政府对自愿捐赠有某种干预时，这个模型的理论解释力会进一步削弱[6]。 　　经济学取向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是建立在交往互利原则基础上的，捐赠行为暗含自利动机，过程充满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因此，理性选择理论把利他主义的捐赠行为视为一种追求回报的行为，把通过捐赠获得的情感满足或道德提升看作是一种情感及其他层面上的收益。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把慈善捐赠视为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形式，而提供公共物品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物品或选择性激励。如史蒂文斯认为对于企业家的捐赠，可以使企业家增加道德资本，从而使企业获得额外的企业绩效[7]。斯顿伯格认为来自个人和机构的资金捐赠，包含着需要得到报偿的意图，捐赠者必须从受赠机构中获得与所给出价值相应的价值作为交换[8]。理性选择捐赠理论的贡献在于放宽了狭隘的自利偏好假设，把利他也视为利已的一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理。然而这种放宽的代价是对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实际上在理性选择和蔑视手段的利他主义中间，存在大量灰色区域。例如人们向穷人捐赠，是出于改善穷人的命运，抑或使自己的感觉更好，还是出于降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究竟这是利已还利他？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们并不擅长处理这些问题。 　　正因如此，社会学家们从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另外一些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有的从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认为人们在满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后，为了满足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可能会产生捐赠的行为。比如捐赠的光热模型认为，当人们的善心或慈善行为被受助对象或社会公众所关注时，他们会很享受这种关注所带来的满足感，这是一种“光热效应”[9]。当人们希望获得较好的社会或群体认同或尊重从而得到更高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