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代戏曲.ppt

第六章 明代戏曲 第一节、明代杂剧 第二节、明代传奇 第三节、汤显祖与 《牡丹亭》 时代背景： 1、前期：程朱理学影响下，文坛呈现出庙堂气象和宫廷风致。对戏曲而言，朱元璋和朱棣多次颁布律令榜文，作了诸多的规定： 据徐渭《南词叙录》载，朱元璋对《琵琶记》极为欣赏，曾对臣下说：“《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日令优人进演。” 洪武三十年（1397）刊《御制大明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 条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永乐九年（1411）又颁发榜文明令：“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读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2、中期：统治者日益腐化，宦官专政、厂卫横行，法治松弛，吏治黑暗，内乱外患频仍，政治危机四伏。社会政治的危机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危机。明代建国以来，程朱理学的束缚和八股取士的弊端，造成了明中期思想文化普遍僵化和保守。这些流弊，必将成为人们另辟蹊径的契机。王守仁“心学”的出现，是风气转移的契机。 王守仁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端，而学术不端是由于程朱理学的流弊造成的。因此在正德年间，他以陆学的本心论为主，兼取理学的理欲、理气论，又参透禅宗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之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也就是将伦理纲常灌输到人们的内心，使之成为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像理学那样，是束缚人们心灵的绳索。 就戏曲而言，纵然一些文人认为南曲戏文鄙陋，嘉靖之后，南曲诸腔取代北曲杂剧，占据了戏曲舞台演出的领袖地位。正如魏良辅《南词引正》中说：“腔有数种，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弋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 3、后期：在中期“心学”的基础上，晚明又出现了以李卓吾为代表的“童心”说，提倡自然，肯定人欲。在这种主情思潮的影响下，传奇作家明确指出曲是“心曲”，是表达人的主观情性的最佳艺术样式。 且子亦知乎曲之道乎？心之精微，人不可知，灵窍隐深，忽忽欲动，名曰心曲。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张琦《衡曲麈谭》） 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是故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 夫曲者，谓其曲尽人情也。（陈继儒《陈眉公先生文集》） 另一方面，后期又出现了一股进步的思潮——实学。实学由东林学派发其端，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趋于高潮，到道光、咸丰间的龚自珍、魏源等宣告结束。实学表现为重实用，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因而，戏曲的创作表现为关注现实，强调其教化功能。 第一节 明代杂剧 杂剧是明代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明杂剧的成就，虽然上不能和元杂剧比肩，也不能和明传奇抗衡。但它在中国戏曲文学发展史上，毕竟留下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载有明杂剧剧目523种，其中有姓名可考者349种，无名氏所作174种。 明杂剧的发展可分为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家、作品虽然数量不少。在文化专制统治下，题材单调，盛行的全是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宣扬教化之作。以朱权、朱有燉闻代表。明中叶后，受诗文领域反复古思潮的影响，杂剧创作开始从内容和手法上都有创新。题材上打破了前期的偏狭局面，出现了不少社会批判剧、伦理反思剧；体式上，大多是南北合套或纯为南杂剧，出现了一些短小精悍的传世之作。同时人文化、案头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最负盛名的作家是徐渭。 （一）明初杂剧 由于政策的限定，明初的杂剧创作较为单调，杂剧创作的核心人物是宫廷皇室成员朱权与朱有燉，以及贾仲明、刘东升等。 1、朱权：（1378—1448 ） ，明太祖第十七子，世称宁献王，号大明奇士、衢仙、涵虚子、丹丘先生。创作：杂剧12种，存《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卓文君私奔相如》两种； 《太和正音谱》内容可分为戏曲理论和史料﹑北杂剧的曲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