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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国初期的伟大成就 ——国内政策 建国初期的概况：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 1937 年到 1949 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 2800 亿斤，而 1949 年大约只有 2240 亿斤。 1950 年计划增产 100 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 400 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 80 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 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 ，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 48% ，铁减少 86% ，钢减少 83% ，棉纺织品减少 25% 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 200 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 2 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 40% 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41.4% ，城市负担占 38.9%，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 17.1% ，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 1950 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 82% 靠各种收入， 7% 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 1.2 亿亩耕地 4000 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置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案例】 “银元”，“米棉”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的“战役”。 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 238 名，学生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其。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批示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 11 月 15 日至 30 日，每日从东北调动 1000 万至 1200 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 11 月 25 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 26 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 10 天后，棉等商品价格猛跌 30% 到 40% 。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灭竟相抛售存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