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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年轻人灵活就业数暴增 工作“不开心”就跳槽 对于这届年轻人来说，工作不只是“找家企业，上下班打卡”，不少人涌入直播、微商等新领域，只需要一台电脑即可随时随地工作。 不过，也有一些工作没有人做。全聚德的经理就为招人难发愁，烤鸭前严格要求给鸭子拔毛环节为全手工完成，但招不到愿意做此工作的工人，只能到边远地区招人。 网络配图 10月10日，在“稳就业促双创聚人才，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小型双周座谈会上，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谈到，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中发现的年轻人就业观的新变化：灵活就业成为新的就业方式，且越来越普遍。探索建立平台经济新业态下符合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新问题。 此外，外卖平台、共享经济等新型就业平台创造出了外卖小哥、网络主播、主播经纪人、场景包装人、城市运维等新岗位，吸引大量年轻人加入。 “有注册没固定场所”的灵活就业暴增 去年，菲婷刚成为妈妈，有了孩子家庭开销突然增大，她决定从产假期间就开始做微商。她用给自己孩子选产品的“挑剔眼光”严格甄选产品，再向母婴群内的妈妈们推荐，妈妈们下单后她联系供货商拿到团购价，再由供货商直接发货，自己不用囤货，这种就业形式非常适合她。 “我们去查找很多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却没有一个有实际地点，这种情况以前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贾楠在地毯式的调研中发现的新就业方式，很多年轻人不需要或没资金去租固定的办公场所，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即可完成从设计、交易、资金流转等所有工作，收入并不低。 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尚福林也发现，当前整体就业形势稳定，但在统计失业率时有部分省份的负责人表达了不同看法，“大家对就业的认识不一样了，有的人不是没有工作，只是不像原来一样找个单位去工作，而是自己灵活就业”。 这种灵活就业的比例惊人。比如，在某省份调研中，某所大学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3645人，协议就业的毕业生只有300人，占10%，绝大多数都是灵活就业，自己去找个地方就业。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当前新的就业形态多元化就业方式明显增多，过去那种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一份工作或者就职于同一家企业的时代逐渐消失，灵活就业非标准的劳动关系已成为就业的常态和趋势，建设我国新型劳动关系的体系与制度已刻不容缓。” “灵活就业”本身也有了新内涵。过去，灵活就业是指以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办理养老保险为依据来划分的，但在今天，灵活就业包括依存互联网新平台的非标准就业、打零工、自我雇佣等多种形式，需要研究新型劳动关系的定义与内涵。肖钢认为，新型的非标准就业的特征为松散型、兼职性、灵活性、公平性、稳定性。 多位专家表示，要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的保障制度，旧的劳动关系监管已经跟不上了，主要表现为劳动关系认定难，劳动争议处理难，社会保障缴费难。 肖钢建议，具体的方式包括：政策制定要以包容审慎为导向，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就业扶持力度，构建新型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完善劳动者技能培训体系等。 “不开心”就跳槽 不仅要薪酬高还要工作环境美 “不开心！” 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总经理原诚寅和很多年轻离职员工交流辞职理由时，往往就得到这3个字的答案，细聊会分为工作环境不开心、老板布置的任务不开心、上下级关系不开心，这种情况使得公司给再高的收入都留不住人才。 而让年轻人“开心”的工作理由中，工作环境的比重在不断上升。90后创业者刘桂介正是如此，回国创业BOOM POPS分子冰淇淋时，他选择了颜值超高的联合办公场所wework作为办公场地。这里相对独立，硬件设施齐全，又有很多精心设计的活动让他很满意。 “每周一都期待早餐会带来的满足感，每天经过前台时运营人员的一句问候和一个微笑，都帮助我产生能量。” 贾楠调研中明显感觉到：“对年轻人来讲，就业除了对薪酬的要求，对企业的生产条件和环境也有了较高要求。”年轻人用脚投票反映了他们对一份“好工作”的要求，这倒逼企业留住人才时必须注重工作环境。 “工作观念变了，对工作的珍惜程度也没那么高，这是现实。”一位在北京海淀常年为300人以下的初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人员深有感触——每天在招聘，每周有离职，人才流动的速度极快。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周延礼表示，有些用工单位要用普通工人、技术技能工人，现在招不到人，有一些人让他做一些基层工作他不愿意做。另外工资水平达不到一致的看法，这样就带来了用工单位和择业者之间的矛盾。 虽然我国整体就业形式平稳，但就业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不断提升。今年1月，人社部透露，2019年我国的就业总量压力不减，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然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特别是高校毕业生数量达834万人，再创新高。 “不仅要用好的激励机制、好的平台发展机会吸引人，在进入企业后也要用好人，让他在平台上发挥好作用，实现职业理想。”这是原诚寅的人才观。 他甚至提到，在面对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