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史承前启后之意义.ppt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与张爱玲同岁），江苏高邮人。汪家是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朝末期拔贡，开过药店，作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 1939年19岁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0年开始小说《复仇》等创作，受到伍尔芙、阿索林、纪德和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得沈从文亲自指导。 1943年毕业后，先后在昆明和上海当中学教师，小说集《邂逅集》。1947年（27岁）写于上海的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在小说题材和创作风格等多方面都受到沈从文小说的极大影响，并显露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8年到北平，1954年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在此期间，参加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文艺刊物的编辑。1956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芦荡火种》）的改编， 　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在80年代以后，在他60大寿之际，进入创作的高潮期，创作出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风俗人情的小说， “大器晚成”。 1980年汪曾祺60岁时写《受戒》，轰动一时；61岁时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这两文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在汪曾祺的晚期创作中，还有不少以短篇组成的“三部曲”，形成了“汪记风俗小说”的一大奇观，如《故里杂记》（李三·榆树·鱼）、《晚饭花》（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钓人的孩子》（钓人的孩子·拾金子·航空奖券）、《小说三篇》（求雨·迷路·卖蚯蚓的人）、《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等。 他一生创作了120多个短篇小说，绝大部分是短小精粹的篇章。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惟一一位只写短篇小说的著名小说家。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被誉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与归有光 P183“以轻谈文笔写平常人物 《明史·归有光传》昆山人。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触排，目为妄庸巨子。 与同时代的唐顺之、王慎中两人均崇尚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并称为嘉靖三大家。 “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 史记笔法与八股文法 远承汉代司马迁之文风，继武唐宋韩愈、欧阳修散文之绪馀，属于“文以载道”的文统传承中之一环。 《史记》得其神髓而非字模句袭。把日常生活中的众多凡人小事写入散文作品，对司马迁重视人物描写的史记笔法。 文笔精炼、理路分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八股文法。 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 于似不经意的文字描写中造成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能用寥寥数语，寓无限情怀， “文从字顺”。其叙事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其淡如水，其味弥长， “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 《项脊轩志》 以日常琐事入文，却收出神入化之功，笔笔有情，至今读之，仍觉动容。作者吸收了《史记》刻画人物的传统笔法，每于从容中写出吁天呼地之情愫。 借项脊轩的兴废，写与之有关的家庭琐事，表达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也表达作者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感情。 “借一阁以记三世之遗迹” 《项脊轩志》写修葺后的项脊轩，“日影反照，室始洞然”，阳光照进屋子，十分亮堂。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或仰或躺，或长啸或低吟都悠然自得，独自端坐，可以听见大自然各种美妙的声音，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叙述语言俭省、疏放、谈远中有凝重、奇崛。有灵动、清逸风致P183 汪曾祺与沈从文 1、追求爱与美，常与变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不但在于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而且还在于他总是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总让人想起当时还处于文化边缘的沈从文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