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docVIP

PAGE PAGE 8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　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 三不易”是“ 《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 说明召经是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 案本而传” 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 五失本” 、“ 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 五失本” 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第一是语法上的问题。梵语名词、代词、形容词等有三性, 三教, 八格的分别。动词有六时辞法、语气的分别, 语尾的变化也很繁杂。在句法上每一个词的位置也与汉文不同, 如果按梵本对翻、硬译, 而不回辍文字, 则读起来不但不顺, 不象汉语, 甚至也读不懂, 故知此“ 本” 不失, 便不成翻译。第二是文与质的问题, 虽然道安力主直译, 忠实审慎。但梵语的习质毕竟不同于汉文, 倘完全直译, 不加文饰, 就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故道安还是相当注重文饰, 不过是直译基础上的文饰。于是, 在五失本中定下了一条作为当时译经的通行规则。而且从当时译《婆须蜜经办赵正担任润文开始, 译场就聘有润文的专家。可见, 当时直译派也不是完全排斥修辞的。第三是译文的削繁删冗, 求简明易了, 包括“ 五失本” 的最后三条。第三失本是指梵本的褐颂有许多重复的句子, 在印度人读来, 反复咏叹, 更能增加其韵文的华美和意味的深长, 但是译为汉文, 不仅失去了原来的音节之美, 而且显得语意重复, 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需要削除。第四失本是指梵本时常有解释的词句夹杂在正文里, 与正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