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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活着象征 【篇一：电影活着象征】 电影《活着》改编自同名小说，假如我们仅仅观看由原著改编后的电影，或许不能那么清晰明了地看出其骨子里包藏的思想。如果需要透彻地认识其内里暗含的立场和观点，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该电影的原型，作为小说的《活着》。 该电影根据余华1993年出版的小说《活着》改编。故事中，徐家人的命运和中国近代史交织同行，由解放战争、建国、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当然，其重点主要是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作者很明显地要把许多角色的命运终点定格在被主流，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作者余华本人）视为“浩劫”的文革，以此把小说推向高潮，因为当活在世上是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小说反映的中心思想——“活着”最为被反映的时候。 在阶级社会，文学艺术无不带有阶级性的烙印。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属于某一阶级，任何人都会很自然地在言行中表达出维护其阶级利益的话语，好比一个普通的地主绝不会说“土地革命好”，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同样，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一个作家也必然有其阶级性。要是说对文革不能认同，或不喜欢，这是主流及不少人的看法，但余华显然不满足于此，众所周知的是余华长期在其作品，包括影响较广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中把文革描绘得一无是处，仅有血腥、暴力。由于其描述的极端偏向性，以至于前几年一位青年作家在出版他对文革时代日常生活描写的一本新书时曾指出，余华的作品过于虚假，给读者的感觉似乎当时的生活就是不断的杀戮和死亡，这不能反映真实。余华也不讳言自己的看法，他曾说“（文革）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著名学者汪晖也曾表示他“无法完全接受（余华的作品）”因为余华针对性地而非忠实历史地“将文革描绘成一个无尽痛苦和背叛的时代”。 如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余华的小说，包括《活着》的仇共心态是很重的，类似于伤痕文学，但和伤痕文学明显带有控诉复仇的抱怨式文笔不同的是，余华在表面上压抑着他的这些潜意识偏见。当然，极可能的原因是他为了争取该书有更大的机会被出版。另一个原因是尽量在表面上伪装公允，以利于塑造自身的文学“大家”，而非斤斤计较的狭隘者的形象。不过伪装公允这点也是模仿前人而已，这种伪善其实早在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作家身上是很常见的，如梁实秋、林语堂。由此可见，不少人把《活着》视为反社会主义小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不少人也是非共产主义者，所以要是说把《活着》视为反社会主义小说就是“上纲上线”，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读者，理应对这些发生在文字背后的作者态度有所了解，也唯有此，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价其作品及由其作品渊生的各种文艺方式的表达物。表面看来，《活着》的小说和电影似乎都仅是呈现历史的场景，并没有加入第三方的评注，但实质上，其小说和电影都不断通过文学艺术的修饰手法暗中中伤着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下面，笔者将对这部作品作出总览和个别剖析的分解。 由于电影的男女主角福贵和家珍代表的形象都分别在男性和女性中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笔者也就仅从这两个角色作出分析。电影中，徐福贵是一个带有悲剧人生色彩的城镇小居民，他出生在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年少轻狂时沉溺于赌场浪荡。他作为纨绔子弟的轻浮性格加上赌博对手龙二的算计使他面临倾家荡产的第一个人生转折，阶级身份的转变令他的处事态度渐然改变，他在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后，看清了生活的残酷面目，痛改前非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向龙二借来皮影，开始了卖戏的谋生生活。可惜好景不长，他和同伴春生被国民党抓去充当壮丁，从此，他的人生便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福贵后来被解放军俘获，并在军中表演皮影，而这段历史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平凡劳动群众的身份奠定了基础。当福贵回乡后，虽然获悉了母亲病逝、女儿因疾病变哑的家境变迁，但他还是和妻子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家庭，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福贵这个只把全体家庭成员“活着”、活好视为最高目标的小市民始终谨小慎微地维系着家庭的幸福。 福贵在全片中的主要形象是一个憨实、淳朴、善良并有点懦弱的普罗小民。影片中福贵憨笑的镜头被展露多次。在被国民党的战壕中，当别人劝他丢掉皮影箱时，他却说“这是别人的，借了还要还”。当有庆为凤霞报仇而惹祸后，尽管知道儿子情有可原，但面对别人的指责，他只能对儿子严厉训诫。面对着春生在有庆坟前的道歉时，他虽然悲愤，说的也只是“我就那么一个儿子，你知道吗？！”而不是失去理智和发泄似的狂怒，这些都反映出其谦和、宽忍的性格。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福贵就是值得赞扬的人物，因为其身上并没有体现出翻身为主人的劳动人民高尚的阶级觉悟，他只是做到安分守己。因此，即使福贵身上有着劳动人民的朴素品质，但其精神世界在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依然并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他关注的最高点也不过始终局限于斗室之内的家庭喜乐，而非更高远的目标。所以，对这个人物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