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替代性的旅行理论-Signs.PDFVIP

走向替代性的旅行理论 闵冬潮 究表明，社会性别理论大多是从北方、西方流向南方与东方， 研特别是从美国流向世界其他地方，而反方向的流动几乎都不存 在（Costa ，2000 ；Min ，2008 ；Thayer ，2010 ）。即便是在欧 洲，美国性别理论的霸权地位也已成了众矢之的（Davis and Evans ，2011 ）。然而， 世界上还有许多与性别理论和运动发展相关的“被遮蔽”的路径，它们至今都没人 理会。 要探讨跨国女性主义，就不能避开翻译和旅行理论这两个重要问题。理论旅 行的过程涉及了隐藏着的权力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作用，翻译研究、人类学和社 会学的学者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理论旅行的始作俑者萨义德对此却并未多 涉 （Said ，1984 ）。于是，翻译理论就从原来的“我们该如何翻译，什么是正确的 翻译？”转变为“翻译是做什么的，它们在世界上如何传播以及引起反应的？” 陈密 （上海大学）翻译, translated by Chen Mi, Shanghai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 within the Seventh European Community Frame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roject title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The Travels of Gender Theory and Practice to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2 | 闵冬潮 （Lefevere and Bassnett ，1990 ）。如果我们不再将翻译看作是一种隐蔽的实践， 那么就要把译者的身影从隐蔽处显现出来，把他们看作是翻译过程中的催化剂。 这个焦点的转变意味着，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译者的智识角色及权力问题的研 究已处于最前沿。如此一来，要分析旅行理论就势必要涉及文化翻译的相关理论， 并且要面对更为宽广的一些议题，包括理论旅行的方向（由西向东或相反）、目的 （文化交流、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以及语言和受众等（Liu ，1995 ）。 自20 世纪后期以来，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女性主义及妇女研究的理念和 知识为什么会从这里（西方）“旅行”到那里（中国）？它们是如何“旅行”的？我在 详细考察理论旅行和翻译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时发现，跨国翻译包含了一个更为复 杂的故事。 首先是译者的问题。从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在女性主义翻译的对话、 协商过程中，介入的译者因不同的利益可分为三类。 80 年代伊始，中国的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思想旅行到中国，进入到为数不多 的不再完全被国家和意识形态所占据的学术和政治生活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 80 年代期间旅行到中国的女性主义思想中，大多数是源于60 和70 年代的西方女 权主义运动，其中以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最为成功。在这个“翻译”西方女性主义思想 的过程中，妇女研究的中国学者自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第一类译者”。 S I G N S Spring 2014 | 3 “第二类译者”是全国妇联。妇联在80 年代面临的两难境地是：优先维护妇 女的利益，还是优先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80 年代以来，虽然妇联采用了一些国 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但仍然回避使用“女权主义”的字眼。 但gender 一词在中国的旅行故事却大不相同，在政治意义上，它的旅程比 feminism 要顺利得多。90 年代，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社会性别” 以联合国官方文件的名义被引入中国，全国妇联也很快接受了这种理论话语。 gender （性别）一词以新的语言结合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然而，限于 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力“对话”的局面，妇联不得不放慢对社 会性别的“翻译”速度。 这个跨国接轨的“第三（类）译者”，主要涉及到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海外的华 人妇女学者。在将gender 理论引入中国的组织中，美国的海外中华妇女研究学会 （CSWS ）是关键的一个。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到21 世纪初，通过会议、讲习 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