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doc

— PAGE PAGE 5 欢迎下载 余英时先生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一文中谈到，五四的“新文化”或“新思潮”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其中既有“激进派”，也有“守旧派”，既有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也有反对白话文、终生以文言文写作的。余先生与不少学者都认为，“现在似乎愈来愈有必要在陈独秀与鲁迅的激进主义和胡适的自由主义之外，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化保守主义置于与五四新文化的同一论述结构之中”。“新文化”这一概念甚至还应扩大到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这些人身上。他特别指出：“我们如以狭义的五四标准来衡量‘国故’学者，诸如，白话文、实证主义心态、反对传统主义、政治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伦理相对主义、社会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那么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而且是最有成就的都必须排除在这时期的新文化之外。这样一来，所谓新文化还剩下什么呢？那将只剩下一个纯文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唯有意识形态冲突的种种胡言乱语，而思想和知识却不可想象的贫乏。” 　　余先生的观点当然很有道理。但他在阐述这一观点时，用的概念是“新文化”或“新思潮”，却很少用“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确实具有不同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谈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总是把二者混淆一起，却又各取所需，时而把其时所有的“新文化”现象都囊括到“运动”中，时而又把某一类反对现实“运动”的文化现象直接排除在“新文化”之外，仿佛只有“新文化运动”才体现了“新文化”。当然，我这把“新文化”与“新文化运动”加以区分的看法不一定符合余先生和一些学者的原意。 　　关于“新文化运动”，余先生曾引用了胡适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说的一段话：“首先，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运动，发起以人民日用语书写的新文学，取代旧式的古典文学。其次，它是有意识地反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与制度的运动，也是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类价值以对抗其压抑的一种运动。最后，说来也奇怪，倡导这一运动的人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但试图用现代史学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重整这一遗产。在这一意义上说，它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运动。”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谈到“新文化运动”时，再次说了与上面意思大致相同的话。[2] 　　胡适是一直把“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关于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在中国一向有分歧，余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有关“运动”的问题。胡适上面的话很明白：作为“运动”，它是经人发动的，有意识、有目的，也形成一定声势的行为；在基本要点、基本态度上也必有相当的一致性，而“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以人民日用语书写的新文学，取代旧式的古典文学”，即通常所说的“白话文运动”，这在发起者胡适和陈独秀那里，是一直强调、毫不含糊的，可以说是它的缘起和标识。这也就是说，假如谁在这个问题上“反对”，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运动”的一员，“运动”也很难把他算作“运动”中的一分子。至于胡适上文说的“其次”以下各点，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内容和环节，有的也涉及“新文化运动”更深远的意义，并非“运动”发起者最初标举的旗帜。判断“运动”，是应该以其旗帜为标志，还原于当初“运动”本身的。所以，我以为从“新文化运动”着眼，把吴宓、梅光迪与他们的《学衡》，还有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诸人放到“运动”外面，并没有什么不合适，这也似乎符合他们对自身立场的认定。“运动”毕竟是“运动”，有人在“运动”中，有人就必然在“运动”外，这本来也是正常的。然而，把他们放到“新文化运动”之外，却不等于否认他们思想和学术的“新文化”意义；是不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也不应该是对人思想、学术文化价值衡定的标准。 　　“新文化”是与“旧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的。就五四时期而言，一切不再坚守“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诸大端”的儒家传统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都可以称为“新文化”。这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颂扬生命和人类价值’对抗‘传统势力’的压抑”。虽然这些也为“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甚至“新文化运动”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却并非“新文化运动”所独有，而是中国自19世纪末就一点点生长的“新文化”的本质特征。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中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既可说是对王国维追求的概括，也可说是他本人追求的概括。上面说的其实就属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近现代一些知名学者，无不把独立、自由精神看作思想和学术的生命。可以说，它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基因。相当一批学者未必以此为标榜，甚至反对废止文言文和“打倒孔家店”，只是因为他们反对把“运动”和